为什么我们怀疑市场？

【按：这篇严格来说不是回应天扬的帖子“同情是文明社会的基石”。相反这篇文字里用了天扬的观点。因为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我们分享着绝大多数的“庸见”。但是这篇文字是我在去年就想写而一直未写的，并且和下一个真正和天扬那篇帖子相关的“道德”话题联系紧密。因此就先写了这篇。我不同意天扬的观点在于：自律或者说一种道德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国人同情感的丧失可能和市场的缺失是同样的原因。我希望下一篇短文能说清楚。】

当奥巴马上台发表总统就职演说的时候，我突然听见一句如此熟悉的话：“市场创造财富、拓展自由的能力无可匹敌，但是这场危机提醒我们，如果没有监管，市场很可能就会失去控制。”回想起来，我之所以感到这句话似曾相似，也许是由于不久之前一位来复旦讲学的英国教授在他最后一次讲座上让同学们参与的一次问卷调查。

这份问卷中教授特意安排了两道题：一道题问的是关于网上购物的；另一道题则是关于当时的热点新闻——三鹿奶粉。

尽管是局限于听课学生内的小范围问卷调查，但是搜集上来的回答仍然让我们这位外国教授感到有些困惑：对于前一道题，绝大多数学生信任网上购物（可能要附带一些信誉保证之类的条件）；对于后一道题，则绝大多数学生不相信听任企业竞争能够使市场变好，市场应当受到管制和监督。

教授的困惑在于，在他看来网上销售和企业行为都属于市场竞争范畴，甚至网上贸易市场自由化程度更高，因此如果你支持网上购物，那么就应该支持现实市场中的企业竞争行为。

同学们的回答显然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民众共识，也就是全民总统奥巴马那句话的含义：我们喜爱市场，但是我们怀疑它可能干坏事。在饱尝着金融危机苦果的时刻，“市场需要监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识”。

人们怀疑市场也许出于这样一种担忧：放任自由的市场竞争会陷入混乱，从而导致灾难。换作经济学家们文绉绉的言辞来说，自由竞争市场会产生“市场失灵”。

理论上而言，“市场失灵”是一个矛盾。因为既然经济学家们承认市场竞争会带来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为何同样是自由竞争又会导致资源浪费呢？有人说，这是因为放任自由带来的结果：人人追求自身的利益以至于导致了社会利益的损失。然而事实上这是一个早已被启蒙思想家们解决的问题：放任自由绝不意味着放纵自己的贪欲，相反其意味着一种社会良序是如何可能的。

因为现实可行的自由是一个悖论，每个人都希望纵容自己，而当平等的个人相互交往时，他们发现唯有相互限制权利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增进自己的自由。大翻译家严复先生深明其理，所以当年将古典经济学第三代领袖小穆勒与其爱妻合著的最后一部杰作《论自由》译作《群己权界论》。

不过也有人是因为另一种忧虑而对市场持警惕态度：公平问题。是否自由竞争的市场无法兼顾效率与公平呢？在经济学界业内有一本很著名的小册子，叫《平等与效率》，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肯写的。他就认为“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社会面临着某种选择”。但是奥肯这一结论是基于结果平等的前提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过于强调收入上的平等分享，那么其必然会导致低效率。而市场要求的是在给予社会中每个人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理性竞争。因此，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当然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

然而这些论调似乎都顶不上“民意”：不管说得怎样天花乱坠，难道没有看见那些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吗？三聚奶、黑煤窑、血汗工厂，国有资产流失，0.4% 的人掌握70%的财富……这些难道不都是市场化的恶果吗？而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更是市场不受监管的铁证。

没错，必须承认市场不是完美的，而且会出现问题。因为市场机制就像自然秩序，在允许它自我健康运行时就会变得生机盎然。然而一旦有外来力量不正当地干涉其发挥作用时，它也会和我们的大自然一样显示出“脆弱”的一面。我们目睹的这些“市场失灵”难道真的只是市场问题吗？正是由于财富在社会分流过程中被权力截流才导致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正是因为市场的自发规则遭到过多行政命令的干预才致使企业行为失范。美国金融危机更是表明，非市场力量对经济系统的不当介入，才是市场失序的乱源。如果没有约翰逊总统时代签署的住房保障法案，如果没有民主党长期为“两房”作政治背书，会陷入如此严重的次贷危机吗？政府权力的过当干预使得市场法律监管完全失效，才是此次金融危机深层原因。

市场的不完美根源于人性的不完美。但这又是市场的伟大之处：它集中了那不甚完美的人性的全部力量，以尽可能创造更好的明天。

社会由无数个人的行为构成，而我们的行为选择是依据自身对于外在世界的理解而作出的。这种信息不可能掌握在任何一个权威机构手中，而通过不受干预的价格系统——市场机制的核心，我们能够相互交流沟通这些信息，从而作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决定。

这就是当年经济学大师哈耶克试图阐明的道理，市场的精妙在于它通过价格系统集中了个人分散掌握的知识以帮助我们相互协调个人的行为，从而形成一种能为我们自觉遵循的秩序：自发秩序。而这一个机制的实现依靠的是自由竞争。

与常人的理解不同，市场竞争从来不是指争名夺利。竞争是一个试错过程，是自主的个人通过价格系统反映的信息片段不断尝试获取分散知识从而作出最佳决策的过程。这期间当然会有损失、耗费甚至不幸，但是一个社会的公序良俗正是从这种不断尝试的挫折中产生。

所以越是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我们就越应当信任市场。难道我们宁可相信不受我们控制的权力的干预而不愿信任我们自己的能力？政府的措施也不应是一味保护，而是应该尽可能地恢复市场秩序，让价格系统和自由竞争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因为笼中的金丝雀永远不可能成长。

既然市场的能力在于集中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智慧，那么我们还认为“市场需要监管”吗？是不是应该反过来，“监管市场的机构”本身需要受到市场的监管？让我们再三细想温家宝总理在英国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吧，“一个政府……应该创造机会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

亚当•斯密的智慧

【按：天扬同学前一篇文章实际上是回应我本篇文章的。但是由于这篇文章原初是应《瞭望·东方》之约写的，所以人家没发我就不能发表，现在这周的《瞭望》已经出版了，就把这篇文章贴上，发表的是河蟹通俗版。这里贴原版。另，对天扬同学的回应我想再回应。但是近期忙着备课。争取这周回应一篇，下周再回应一篇。先做预告。】

瞧，那个苏格兰人
这是一位生活平淡无奇的苏格兰人。1723年他生于柯卡尔迪一个文职官员家庭；作为学生和教授，他在格拉斯哥度过了一生中“收获最大、因而也是过得最愉快、最体面”的十余年；作为一位年轻公爵的家庭教师，他陪同出游欧洲大陆；退休以后，他依靠一笔丰厚的年金退隐于柯卡尔迪专心写作；生命中最后的12年他定居于爱丁堡，尽心尽职完成海关专员的工作。

这位苏格兰人让无数专爱探听奇闻趣事的作者失望，因为从他身上几乎挖掘不出任何八卦消息。他一生未婚，没有什么浪漫传奇。和那个时期其他几位英国伟大人物相比，他的生活平稳安定：既没有像配第那样进过监狱，也没有如洛克那样受到迫害逃离祖国，更没有像休谟那样遭受大学的排挤。发生在他身上最“坎坷”的事也许就是在他出生之前几个月父亲就去世了；最“惊险”的事可能也就是在四岁那年被吉普赛人拐走了几小时；而最“不幸”的事或许是在牛津求学的六年，因为那时“牛津大学一大部分教授，简直连表面上装作教师，也不装了”。

唯一能够引起人们兴趣并津津乐道的轶事，也许就是他那著名的独自出神：他把黄油面包当作红茶放进茶壶冲泡，然后抱怨茶太难喝；他穿着睡衣在花园中散步，沉思默想中竟然走到了15英里之外的地方；在签署一份公文的时候，他却写上了身旁同事的名字；当门卫向他行礼的时候，他毫无意识地仔细模仿了行礼动作的每一步骤。

然而这位平凡的苏格兰人，却有着一个不平凡的名字：亚当·斯密。

流芳百世的《国富论》
毫无疑问，无论是从经济学史还是从一般思想史的角度而论，亚当·斯密都是一位伟人。他的名字我们耳熟能详，他的身影出现在每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中，他的观点中闪现着启蒙精神的光辉。他是苏格兰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最著名的形象，那个时代经济学界的艾萨克·牛顿。然而除此之外，对于这位大师的思想，就像他的生活一样，我们似乎就做不出更多的评价了。就连另一位经济学大师哈耶克在教授40余年经济史后仍然说，亚当·斯密特别难讲。

斯密博士的声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那部不朽杰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就是我们通常简称的《国富论》。

从历史意义上而言，这部著作的价值当然不可低估。它自1776年出版时起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二十多年时间里，仅英文版就出了9版。“从大约1790年起，斯密就成了导师，不是初学者或公众的导师，而是专业人员特别是教授们的导师”。到1871年为止，在马尔萨斯、李嘉图和穆勒等后继者的努力下，围绕着对《国富论》一书内容的争论、修正、补充和拓展，形成了以古典经济学为主导的一百年。并且，《国富论》对后世的影响不仅止于经济学界，英国文明史家曾言《国富论》“从其最终结果看，可能是所有见诸文字的图书中最有影响的”，它“比所有政治家和立法者联合起来的能力还要大，尽管历史保存了对后者所作所为的正式记录”。

究竟是何种魔力使得《国富论》具有如此的思想力量呢？依照标准的教科书式解释，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贡献可以概述为：根据自然法、天赋权利和牛顿式的自然秩序这一模式，从劳动分工出发，解释了价值、货币、价格、工资、利润以及利息的生成、资本的性质、经济的发展、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公共财政问题，提出自由放任原理、价值和分配理论以及市场竞争机制。所有这些思想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特征，并构成当代经济学体系的基石。

然而这些贡献在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眼中，都不是斯密所独创，“《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它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符合当时社会的风尚，它鼓吹的只是一些现成的东西。另一位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罗斯巴德则更是极端，“他没有任何原创性的东西，而任何属于他原创的东西又都是错误的”。

这样的评价显然有些过于轻蔑了，如果仅仅作为时代思潮的搜集或者抄袭是绝然不会成就一部划时代巨著的。但是标准教科书所说的也只不过是历史荣耀的光环而已。这些在当年也许称得上创新的思想，对于今天的学生来说，要么已经成为了错误的或者过时的东西，要么就已经变成了一种大众常识而无需再讲述了。难怪经济思想史家布劳格抱怨说如今几乎没有人会将《国富论》从头读到尾。

那么这是否说明，除去历史价值后，亚当·斯密和他的思想对当今世界就不具有任何意义了呢？
当然不是。也许就时髦的经济分析技术而言百年前的斯密确实是落伍了，但是他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现在思考所处的世界依然具有伟大的意义。亚当·斯密对当代的贡献，用哈耶克的版本来解释，即“认识到当个人受抽象的价格信号而不是受直观的需要引导时，他的努力会惠及更多的人，从整体上说也会满足更多的需要，并且利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最好地克服我们对大多数具体事实固有的无知，能够最充分地利用广泛散布在千百万个个人中间的有关具体环境的知识”。
如果换作斯密那简单而著名的喻言，那就是“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恐怕是斯密最具代表性的用语了。不过翻遍现已整理出版的斯密全集，只有三处提及了“看不见的手”。引用率最高的就是《国富论》中那段论述，“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但是这段穿插在为自由贸易辩护中的论述却显得有些模棱两可，以至于对其的解释出现了诸多争论。事实上，要理解斯密在此所言的“看不见的手”的涵义，还是要回到他那本早于《国富论》17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确切的中译名应该是《道德情感论》）。

在这部道德哲学论著中，斯密对“看不见的手”有着更为清晰的表述，尽管富人天性贪婪自私，他们雇佣劳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在此，斯密所言的是通过“看不见的手”财富会从富人手中分流到穷人那里，从而实现社会在经济上的公平。有人说这是不同于《国富论》的“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那里指的是“自利”，而在这里说的是“道德”。

不过我们不要忘了，斯密是在讨论效用所具有的影响时写下上述这段话的。所以两处“看不见的手”所指的都是同一个意思：个人追求自身欲望的满足。这是人类共同的天性；并且在苏格兰启蒙思想中，遵循这一天性，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只是在《道德情操论》中，这种效用的满足具有更深的道德内涵。通过把自利置于一种合宜性体系的考察之中，通过“公正的旁观者”依据同情这一人类所共有的本性作出的仲裁，效用就具备了一种赞同的情感，因而也就具有了道德的性质。

这就是“自发秩序”的道德：每一个人依自利的原则相互交往，促成各种社会规则，而正是由规则的遵从中，产生了道德的规范，约束我们的自利不至沦落为自私与贪婪，损害社会的公正。
因此就像经济学家西尼尔所言，“对财富的追求……对芸芸众生来说，是道德改进最重要的源泉”。利己之心本就蕴含着道德的力量，这是一种比任何道德说教更为强有力的影响，它使得自我施行的社会秩序成为可能，而此时的社会不仅是有效率的且是符合道义的。这就是斯密非凡的智慧。

让我们谨记他在紧接着“看不见的手”之后所作的评论，政治法规只有遵从这种自发的力量才能得到尊重，如果政府中掌权的人“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若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而人类社会必然时刻处在高度的混乱之中”。

政府应当循应民意，这也就是温家宝总理在英国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一个政府不应该怕人民，应该创造机会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

同情是文明社会的基石

这句话是看了温家宝接受《金融时报》专访后想到的。
温家宝说亚当斯密笔下应该有两只看不见的手：一只是市场，另一只是道德。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论述道德来自于我们对他人的幸福和痛苦感同身受的能力，也就是“同情”，或者“同胞感”。
对于什么是好的社会，什么是好的制度，向来存在不一致的理解。但一个文明的社会，首先应当是充满同情的社会。我们对他人的幸福和痛苦的感觉，限定了我们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比如说，把添加三氯氰胺的毒奶粉卖给家长们。田文华，牛根生们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是另外的问题，但道德层面的罪恶是毕生难以洗刷得了。为什么还会为自己感到委屈呢？

在纽约天天挤地铁。高峰时间同样人头攒动。然而无论何时，人们至少能够做到依次排队，做到对年长体弱者的礼让。每次启动前，专门有一个管理员探头张望，确定没有人被挤或发生其他意外。像上海地铁车门挤死人的事，在纽约应该是不太可能发生吧。

对国内的网站，我最大的困惑来自于国人对同胞的冷漠和轻视。那种骨子里的轻蔑，就好比深圳的林局长说“你们算个屁啊”。然而这潜意识绝不是官员的专利。
比如说，中国旅游团的车在美国出了车祸，游客死伤一片。网上很多的人的第一反应是“肯定是公款旅游，死了活该”。中国女留学生被杀害，就揣测她如何为了留美费尽心机不择手段。连前几天在纽约因车祸身亡的那个女孩，会有许多人说，“走运了，在美国被撞死，赔得多”。

如果说，在这些声音中满含着对现实不满的发泄和对异邦的想象，类似下面这种反应就更不懂了。像毒奶粉的受害者之一，一个“结石宝宝”的妈妈蒋女士，因为她坚持自己一直使用“多美滋”而不是三鹿的奶粉，在网上被网友群起攻之。有说欺诈的，有说转移焦点的，有说诉洋品牌赔偿更多的。这一切只在于“多美资”是一个丹麦和中国合作的品牌，并且不在最初赔偿的22家奶粉厂商当中。

这些“第一反应”不是很能说明问题么？如果这些悲剧发生在那些幸灾乐祸的人自己或他们的家人头上，还能把笑话说得这么轻松么？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做到漠视人性，对自己的同胞同族如此冷漠呢？如果我们是一个连基本的人性和同情都不具备的民族，我们又何以去期望一个更好的社会制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