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智慧

【按：天扬同学前一篇文章实际上是回应我本篇文章的。但是由于这篇文章原初是应《瞭望·东方》之约写的，所以人家没发我就不能发表，现在这周的《瞭望》已经出版了，就把这篇文章贴上，发表的是河蟹通俗版。这里贴原版。另，对天扬同学的回应我想再回应。但是近期忙着备课。争取这周回应一篇，下周再回应一篇。先做预告。】

瞧，那个苏格兰人
这是一位生活平淡无奇的苏格兰人。1723年他生于柯卡尔迪一个文职官员家庭；作为学生和教授，他在格拉斯哥度过了一生中“收获最大、因而也是过得最愉快、最体面”的十余年；作为一位年轻公爵的家庭教师，他陪同出游欧洲大陆；退休以后，他依靠一笔丰厚的年金退隐于柯卡尔迪专心写作；生命中最后的12年他定居于爱丁堡，尽心尽职完成海关专员的工作。

这位苏格兰人让无数专爱探听奇闻趣事的作者失望，因为从他身上几乎挖掘不出任何八卦消息。他一生未婚，没有什么浪漫传奇。和那个时期其他几位英国伟大人物相比，他的生活平稳安定：既没有像配第那样进过监狱，也没有如洛克那样受到迫害逃离祖国，更没有像休谟那样遭受大学的排挤。发生在他身上最“坎坷”的事也许就是在他出生之前几个月父亲就去世了；最“惊险”的事可能也就是在四岁那年被吉普赛人拐走了几小时；而最“不幸”的事或许是在牛津求学的六年，因为那时“牛津大学一大部分教授，简直连表面上装作教师，也不装了”。

唯一能够引起人们兴趣并津津乐道的轶事，也许就是他那著名的独自出神：他把黄油面包当作红茶放进茶壶冲泡，然后抱怨茶太难喝；他穿着睡衣在花园中散步，沉思默想中竟然走到了15英里之外的地方；在签署一份公文的时候，他却写上了身旁同事的名字；当门卫向他行礼的时候，他毫无意识地仔细模仿了行礼动作的每一步骤。

然而这位平凡的苏格兰人，却有着一个不平凡的名字：亚当·斯密。

流芳百世的《国富论》
毫无疑问，无论是从经济学史还是从一般思想史的角度而论，亚当·斯密都是一位伟人。他的名字我们耳熟能详，他的身影出现在每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中，他的观点中闪现着启蒙精神的光辉。他是苏格兰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最著名的形象，那个时代经济学界的艾萨克·牛顿。然而除此之外，对于这位大师的思想，就像他的生活一样，我们似乎就做不出更多的评价了。就连另一位经济学大师哈耶克在教授40余年经济史后仍然说，亚当·斯密特别难讲。

斯密博士的声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那部不朽杰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就是我们通常简称的《国富论》。

从历史意义上而言，这部著作的价值当然不可低估。它自1776年出版时起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二十多年时间里，仅英文版就出了9版。“从大约1790年起，斯密就成了导师，不是初学者或公众的导师，而是专业人员特别是教授们的导师”。到1871年为止，在马尔萨斯、李嘉图和穆勒等后继者的努力下，围绕着对《国富论》一书内容的争论、修正、补充和拓展，形成了以古典经济学为主导的一百年。并且，《国富论》对后世的影响不仅止于经济学界，英国文明史家曾言《国富论》“从其最终结果看，可能是所有见诸文字的图书中最有影响的”，它“比所有政治家和立法者联合起来的能力还要大，尽管历史保存了对后者所作所为的正式记录”。

究竟是何种魔力使得《国富论》具有如此的思想力量呢？依照标准的教科书式解释，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贡献可以概述为：根据自然法、天赋权利和牛顿式的自然秩序这一模式，从劳动分工出发，解释了价值、货币、价格、工资、利润以及利息的生成、资本的性质、经济的发展、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公共财政问题，提出自由放任原理、价值和分配理论以及市场竞争机制。所有这些思想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特征，并构成当代经济学体系的基石。

然而这些贡献在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眼中，都不是斯密所独创，“《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它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符合当时社会的风尚，它鼓吹的只是一些现成的东西。另一位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罗斯巴德则更是极端，“他没有任何原创性的东西，而任何属于他原创的东西又都是错误的”。

这样的评价显然有些过于轻蔑了，如果仅仅作为时代思潮的搜集或者抄袭是绝然不会成就一部划时代巨著的。但是标准教科书所说的也只不过是历史荣耀的光环而已。这些在当年也许称得上创新的思想，对于今天的学生来说，要么已经成为了错误的或者过时的东西，要么就已经变成了一种大众常识而无需再讲述了。难怪经济思想史家布劳格抱怨说如今几乎没有人会将《国富论》从头读到尾。

那么这是否说明，除去历史价值后，亚当·斯密和他的思想对当今世界就不具有任何意义了呢？
当然不是。也许就时髦的经济分析技术而言百年前的斯密确实是落伍了，但是他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现在思考所处的世界依然具有伟大的意义。亚当·斯密对当代的贡献，用哈耶克的版本来解释，即“认识到当个人受抽象的价格信号而不是受直观的需要引导时，他的努力会惠及更多的人，从整体上说也会满足更多的需要，并且利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最好地克服我们对大多数具体事实固有的无知，能够最充分地利用广泛散布在千百万个个人中间的有关具体环境的知识”。
如果换作斯密那简单而著名的喻言，那就是“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恐怕是斯密最具代表性的用语了。不过翻遍现已整理出版的斯密全集，只有三处提及了“看不见的手”。引用率最高的就是《国富论》中那段论述，“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但是这段穿插在为自由贸易辩护中的论述却显得有些模棱两可，以至于对其的解释出现了诸多争论。事实上，要理解斯密在此所言的“看不见的手”的涵义，还是要回到他那本早于《国富论》17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确切的中译名应该是《道德情感论》）。

在这部道德哲学论著中，斯密对“看不见的手”有着更为清晰的表述，尽管富人天性贪婪自私，他们雇佣劳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在此，斯密所言的是通过“看不见的手”财富会从富人手中分流到穷人那里，从而实现社会在经济上的公平。有人说这是不同于《国富论》的“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那里指的是“自利”，而在这里说的是“道德”。

不过我们不要忘了，斯密是在讨论效用所具有的影响时写下上述这段话的。所以两处“看不见的手”所指的都是同一个意思：个人追求自身欲望的满足。这是人类共同的天性；并且在苏格兰启蒙思想中，遵循这一天性，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只是在《道德情操论》中，这种效用的满足具有更深的道德内涵。通过把自利置于一种合宜性体系的考察之中，通过“公正的旁观者”依据同情这一人类所共有的本性作出的仲裁，效用就具备了一种赞同的情感，因而也就具有了道德的性质。

这就是“自发秩序”的道德：每一个人依自利的原则相互交往，促成各种社会规则，而正是由规则的遵从中，产生了道德的规范，约束我们的自利不至沦落为自私与贪婪，损害社会的公正。
因此就像经济学家西尼尔所言，“对财富的追求……对芸芸众生来说，是道德改进最重要的源泉”。利己之心本就蕴含着道德的力量，这是一种比任何道德说教更为强有力的影响，它使得自我施行的社会秩序成为可能，而此时的社会不仅是有效率的且是符合道义的。这就是斯密非凡的智慧。

让我们谨记他在紧接着“看不见的手”之后所作的评论，政治法规只有遵从这种自发的力量才能得到尊重，如果政府中掌权的人“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若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而人类社会必然时刻处在高度的混乱之中”。

政府应当循应民意，这也就是温家宝总理在英国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一个政府不应该怕人民，应该创造机会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