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分子是全人类文明的死敌

正在孟买发生的恐怖袭击和杀戮，已经造成了上百人死亡。直到目前，恐怖武装仍在和军警对峙，数量不明的人质仍被恐怖分子所控制。

这可能是自911后最严重恶劣的恐怖事件，在小布什政府渐行渐远之际，世界仍不太平。

在全球的反恐战争进行了八年之后，恐怖活动并没有从根本上被遏止，这一悲剧值得所有人深思。极端主义是一切人类文明的死敌。它们广泛地分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既存在于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土耳其，也存在于苏丹，甚至中国的新疆和西藏的某些区域。恐怖主义绝不是某一种语言、文化或种族的属性：当印度政府有意地把恐怖活动与伊斯兰教信徒联系起来，却尴尬地发现印度教极端分子的活动同样猖獗。

只有放下狭隘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文明世界才有希望最终赢得对恐怖主义的胜利。用残酷的手段任意结束无辜者的生命，无论其背后的动机和动因是什么，都不应该被文明社会以任何理由所容忍，这是人道主义的底线。

在感恩节前夜发生的这一惨案，是莫大的人间悲剧。

让我们一起，为死难者和尚未脱困的人质深深祈祷。

答复：四万亿

对于这次的四万亿，我首先的立场是，不要跟美国去比，只管好我们自己。

中国的金融市场陷于重重保护之中，所以我们暂时不必担心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面临的直接问题是对于世界市场的过度依赖导致的实体经济衰退。中国的GDP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市场萎缩，导致大量的外贸企业倒闭。因此，中国政府的4万亿主要是用于“转向”，由向外转而向内，这一点上，我认为是没错的。

其次，我也不反对政府花钱，如果政府是为人民花钱，更加支持。因为这几年百分之三十的政府税收增长，普通百姓的钱都被政府收走了。现在经济不行了，当然要指望政府花钱。事实上，这四万亿花的本就是我们自己的钱。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花这四万亿？猪头同学说，其实是把计划的项目提前上马。没错。张五常甚至称赞这又是一项创新。然而结果呢？北京政府宣布也要投四万亿，接着地方政府纷纷跟上。现在地方政府宣布的数字总额已经达到了18万亿！我们一年的GDP才多少，这18万亿从哪里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说减税已经无济于事，短期内，我绝对不相信税能减得下来。

然后我们回到四万亿上，猪头同学说争议“是继续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没有帮助到中小企业”。其实应该是说这四万亿主要是帮助城市而非农村。大量的基础建设投资，很多其实是循环浪费。我们需要更多的高速公路吗？有些地方也许，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许多地区高速公路没人走，连公路都出现剩余。铁路更不用说了。不少地区铁轨的密集度已远远高于竞争市场的盈利能力。所幸的是我们只有一家铁老大，没有竞争。

政府投资的无效率性，或许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而且目前的方案丝毫没有显示出我们的财政支出有向着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型的可能性。一直以来，我们强调内需，但事实上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再加上社会保障的缺失，我们的消费者根本不敢花钱，内需就全赖于投资需求。这是一种长期来看不但没有效率而且极度不公平的措施。而这次的四万亿，更加剧了这种不公平。

四万亿

这两天，中国政府四万亿的救市方案，成了全世界媒体瞩目的焦点。

很多分析讨论，也自然把中国的四万亿和美国的七千亿拿到一块比较。从内容来看，美国的七千亿是要投向金融机构。新修改的方案其实是走英国路线，变购买不良资产为直接持股，同时加大对消费信贷和房贷的支持。美国的救市主轴是资本市场，中国的主轴是实体经济。从数字来看，按名义汇率计算美国的投资额是中国的1.2倍，但中国四万亿占到整个GDP的百分之十六，远超过美国。

有种质疑是说，给定投资数额之巨，政府拿不出这么多来。这话也对也不对。美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钱从何而来？这是众议员Ron Paul在国会听证会上反复质疑美联储主席Bernanke的问题。他说你这么样支持Paulson的计划，他是没有钱的，最后只能来找你。事实上你联储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于是就只剩一个办法：开动机器印钞票。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美国的七千亿背后，是全世界在为以航母和远程导弹为后盾的美元硬通货背书，全世界为了避免陷入大衰退而吞下美国的输出通胀。

中国的方案没有这个问题。四万亿听着很吓人，但仔细分析下来，一多半是早已列入，或原本即将列入计划的政府投资项目。简单点讲可能是把下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宣布，以及把五年的投资预算提前到今后两年来。而这四万亿当中，由中央政府直接投资的也只占到一万多亿。之所以这样大张旗鼓的宣传，大家也都明白是为了市场信心。上证指数在一周内升了200点，算是对这个好意有所回馈。能否有持久的效应还说不准，我们拭目以待吧。

看到的最多的质疑是说，四万亿的核心是继续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没有帮助到中小企业。对此我有保留意见。首先，这次的救市方案不是一个单一的投资项目。减税，特别是增值税和出口退税的改革方案，在四万亿之前已经开始酝酿。只是在差不多相同时间点推出，人们的注意力更多放在扩大投资上。我个人支持减税。但现在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减税来促进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就像布什政府在911之后所做的那样。关键是救急如救火：如何遏止不断严重的民工返乡潮？如何确保农产品价格稳定？如何在最短时间内抵消经济萧条对低收入家庭的冲击？这是一个政府所要考虑的当务之急。而这些不是能够通过减税在短期达到的目标。从经验上看，减税方案实施到市场投资对其做出反应，通常有三个季度的滞后，加上投资转化为收入的滞后，减税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可能要到2010年才能逐步显现。这其间的萧条该如何应对呢？

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当然也有滞后的问题。但或许可称幸运的是，目前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多个基建项目，如京沪高铁的建设，上海为迎接“世博会”而办的地铁项目，均处在上马过程中。并非在金融危机面前的急就章。而现在看来，这些项目恰好成为了大旱中的甘霖，对中国应对衰退起着重要的推动力。

回到资金来源问题，能够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方案，中国政府最大的后盾当然不是军事力，而是手握巨额的外汇存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家底，也是长期以来通过低估人民币汇率和放任“血汗工厂”而积累的全民红利。新投资项目已经包括，并且应当继续扩大对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的力度。如果运作得当，这会是公共财政服务性转型的良好契机。

从成本－效益来看，中国的四万亿救市方案不是没有失败的可能，但不至于比美国七千亿的风险更大。或者需要跟进的两个部门是审计署和证监会：他们需要更大权力和独立性。

答：愤怒的出租司机

偶不同意猪头同学本文中的几个观点。

首先，群体性事件不意味着“集体行动”，也就无所谓解决集体行动难题。类似于此类的群体性事件应当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从陈胜、吴广流传到现在。但是这种活动跟西方那种法制下的“工会”完完全全不一样。这类事件我们大可将其归类为“一时兴起”的事件，即其发生的原因往往很简单，持续的时间也很短，影响也仅仅限于一时。与工会运动相比，还差得太远。 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利益”来解释。出现这种事件的时候，哪怕没有一个组织领导，在短时间内要求大家统一行动，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时间长了肯定会有问题。

而类似于的哥这样的身份，熟悉出租车定价方式的我们会知道，他们还是有一定组织性的，尽管没有像“工会”那么正式。所以的歌罢工也不是没有先例，去年年初石油涨价，杭州的哥要求涨运价，也演出过一幕外地司机群体驾车“出逃”事件，导致杭州城数天打的难。

猪头同学说“没有强大的组织来维持这场运动，那就要别的机制。比如说暴力”。没错，但是猪头同学的论断有倒因为果之嫌。或许我们在几千年时间里上演的无数幕这类群体性事件，正是现在西方社会那种有组织运动的前身，只是我们始终没有能达到那一步。没有达到也是正常的，我们不能指望仅仅依靠漫无目的的“暴力”去进化自身，将一时的“冲动”变为有目的的集体行动。然而，在现有的环境下，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处于不利地位的民众所仅能依靠的手段。

反过来，对于政府而言。现在我无比相信贵党贵政府的执行力。对于此类群体性事件，绝对能够迅速地作出反应，远远比西方的快速反应部队有效得多。从SARS以来，中国政府处理此类事件的能力有长足的进步。应该说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权威机关都没有中国政府的效率。从以前的一味打压，到后来的多方协调，再到软硬两手都上，打一巴掌再给一把糖。愤怒的民众在政府面前连一点脾气都没有。

我不否认薄熙来的个人能力，但是猪头同学以此和刘兆玄相比有失妥当。如果把薄熙来放到刘兆玄的位置上，难道台湾内阁就能像重庆市委市府那样迅速行动吗？即便薄熙来想要有所行动，在台湾那样的体制下，必然处处受制。行政能力的“效率”和行政的“合法性依据”，恐怕永远都是一对矛盾。

至于未来行政的趋势，我现在的态度比猪头同学更悲观，只有一种没有两种。特别是在当前这种人人自危的经济环境下，前一种趋势绝对不符合人的本性要求。大家感到流感来的时候都会要喝几副板蓝根，无论有没有感冒。这和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道理。尽管前者更符合理性。

但是有一点，猪头同学似乎认为经济衰退和群体性事件正相关，但是我的意见刚好相反。如果经济形势短时难以好转，那么依照中华民族的精神，群体性事件不应当是增加，而是减少。类似于的哥罢工这类的事件，只是在危机刚开始时出现而已。

愤怒的出租司机

的哥不干了！《华尔街日报》昨天在显著的位置报道了三亚和甘肃的“罢运”事件，配上一辆黄色出租车侧翻的照片。

说句实话，自打两周前看到重庆8000的哥“罢运”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真牛！这些司机是怎么解决“集体行动”的难题的？

这可不是开玩笑。出租车司机不拿固定工资，动员4000人歇业，另外的4000人就会有收入翻番的机会。在美国和欧洲，因为工会的强大，不存在这个“集体行动”的困难。谁都知道工会是个狠角色。你有不加入工会的自由，但是那样工资、福利待遇就会差很多。另一方面，工会对工人罢工具有强制的约束力。无论好坏，事实是工会如果不偃旗息鼓，罢工就会一直持续。

没有强大的组织来维持这场运动，那就要别的机制。比如说暴力。在重庆和三亚均发生了对出租车的“打砸抢”事件，出车的司机被打，汽车被砸个稀烂。地方政府的负责人很生气，认为“黑恶势力”介入了这群体事件。有些人不同意这个标签。我以为所谓“黑恶”缺乏客观标准，事实情况是在“打砸抢”中，公民的合法财产被认为损坏，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无论造成这些事的深层诱因是什么，社会对此应有基本的是非。

薄熙来领衔的重庆市委市府，这次反应很快，很漂亮。薄熙来做对了两件事。第一是危机控管，在短时间止血，有效地防止了事态的严重化。第二是藉由行政力量协调利益冲突的各方，把再谈判和矛盾缓解输送上了一个轨道。相比起海峡对岸的刘兆玄内阁月前在处理“毒奶粉”事件中的犹豫不决，进退失据，二者行政能力上的高下立判。

然而，不可能指望藉由行政力量来解决所有的社会矛盾。事实上，在“罢运”事件中，政府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大家长，来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而政府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拿出解决方案，敦促出租车公司降低“份子钱”，也是自身的权威裁量，并非依循事先的规则和制度。在全方位的经济衰退面前，类似事件的不断发生，将会使政府疲于奔命而应付不暇。

因此，未来公共行政的演变趋势无非两种：一是政府有目标地从一些领域内退出，由直接的行政干预转为依法律规制；二是继续加强行政威权，以更有效的监管和协调来处理社会矛盾。从短期看，若经济无起色，群体事件持续增加，我以为后者的可能性大于前者。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实话实说，我一直不喜欢看大选。对我来说，一场大选不过只是一个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总统候选人不过是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无差异产品，因此最后谁上台，其实都无所谓。但是，在这两样无差异产品背后的力量，却是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甚至一个世界的力量。这才是我真正关心的。

当无数人（中国人）为奥巴马当选而叫好的时候。当所有人都把黑人肤色作为一个自豪的标志的时候，当绝大多数人都想把穿红袜子的小布什当落水狗踩的时候。我的评论只有一句话：I am Republican!

我不喜欢奥巴马，因为我不喜欢它背后的那股势力。如果我们说共和党因为过分执守其核心价值而失落了核心价值，那么民主党根本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现在的民主党根本不知道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而不过是在复述缺乏信念的民众所想要表达的话语。然而这就是“民主”的核心。

对于共和党来说，落选是其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对于已经成为过去时态的趋势的固守，边缘化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但是对于民主党而言，它现在走的路是一条没有未来的路。至少就目前而言，我不相信奥巴马真的如同他许诺的那样，能够带领美国走出现在的困境。尽管，也许其真正的危害要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显现。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美国人民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本世纪的首位民主党总统，一位非洲移民的后裔。

我坐在地铁上，听上的几个女孩兴奋地议论着新总统的诞生。我想很多人都会感觉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很多人已经翘首企盼了很久，比如说大部分本校的教授们。

04年布什赢得大选，当时的选战主轴是反恐。这一次，选战的主轴是经济。简单的统计规律显示，当国家陷入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时，执政党必然会败选，无论他们是否对衰退负有直接的责任。

看到今天的《华尔街日报》，标题仍然只是“奥巴马逼近胜利”，和《纽约时报》昨晚早早宣布奥巴马胜选形成对比。大概在《华尔街日报》付印的时候，揭晓的结果只是说奥巴马赢得了俄亥俄和宾州。然而了解选举人票分布的都立刻能知道，在输掉这两个州以后，麦凯恩其实大势已去。

更重要的是，在这两个州，麦凯恩落后的差距都在10个百分点左右。换句话说，这场选战的命运，在一个月前雷曼兄弟倒闭时，就已经注定了。即使麦凯恩阵营更聪明些，不犯后来的一系列错误，逆转的希望仍是微乎其微。

不用说，选举的另一个意义是，对布什遗产的直接拒绝。考虑到布什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率不到百分之三十，而麦凯恩能得到百分之四十六多的选票，可以说是把一个失败执政党的潜力发挥到了极限。如果说，共和党需要反思，也是对过去八年来的执政和政治原则的反思，而非对于选战本身。

随着民主党在同时进行的参众两院选举的大胜，美国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将有可能进入自约翰逊总统后的又一个左倾的时代。共和党人需要对其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进行全面的梳理，找回失落的核心价值。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对于保守派社会道德价值的过度操控，以及在国际政治中的过份单边主义，已然伤害到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显然也伤害了共和党的核心价值。

麦凯恩是旧时代的英雄，但是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完全不同于“冷战”的新时代。如果共和党不能对这个时代的趋势做出有效的反应，今后一段时期内的边缘化恐怕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