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愤怒的出租司机

偶不同意猪头同学本文中的几个观点。

首先，群体性事件不意味着“集体行动”，也就无所谓解决集体行动难题。类似于此类的群体性事件应当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从陈胜、吴广流传到现在。但是这种活动跟西方那种法制下的“工会”完完全全不一样。这类事件我们大可将其归类为“一时兴起”的事件，即其发生的原因往往很简单，持续的时间也很短，影响也仅仅限于一时。与工会运动相比，还差得太远。 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利益”来解释。出现这种事件的时候，哪怕没有一个组织领导，在短时间内要求大家统一行动，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时间长了肯定会有问题。

而类似于的哥这样的身份，熟悉出租车定价方式的我们会知道，他们还是有一定组织性的，尽管没有像“工会”那么正式。所以的歌罢工也不是没有先例，去年年初石油涨价，杭州的哥要求涨运价，也演出过一幕外地司机群体驾车“出逃”事件，导致杭州城数天打的难。

猪头同学说“没有强大的组织来维持这场运动，那就要别的机制。比如说暴力”。没错，但是猪头同学的论断有倒因为果之嫌。或许我们在几千年时间里上演的无数幕这类群体性事件，正是现在西方社会那种有组织运动的前身，只是我们始终没有能达到那一步。没有达到也是正常的，我们不能指望仅仅依靠漫无目的的“暴力”去进化自身，将一时的“冲动”变为有目的的集体行动。然而，在现有的环境下，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处于不利地位的民众所仅能依靠的手段。

反过来，对于政府而言。现在我无比相信贵党贵政府的执行力。对于此类群体性事件，绝对能够迅速地作出反应，远远比西方的快速反应部队有效得多。从SARS以来，中国政府处理此类事件的能力有长足的进步。应该说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权威机关都没有中国政府的效率。从以前的一味打压，到后来的多方协调，再到软硬两手都上，打一巴掌再给一把糖。愤怒的民众在政府面前连一点脾气都没有。

我不否认薄熙来的个人能力，但是猪头同学以此和刘兆玄相比有失妥当。如果把薄熙来放到刘兆玄的位置上，难道台湾内阁就能像重庆市委市府那样迅速行动吗？即便薄熙来想要有所行动，在台湾那样的体制下，必然处处受制。行政能力的“效率”和行政的“合法性依据”，恐怕永远都是一对矛盾。

至于未来行政的趋势，我现在的态度比猪头同学更悲观，只有一种没有两种。特别是在当前这种人人自危的经济环境下，前一种趋势绝对不符合人的本性要求。大家感到流感来的时候都会要喝几副板蓝根，无论有没有感冒。这和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道理。尽管前者更符合理性。

但是有一点，猪头同学似乎认为经济衰退和群体性事件正相关，但是我的意见刚好相反。如果经济形势短时难以好转，那么依照中华民族的精神，群体性事件不应当是增加，而是减少。类似于的哥罢工这类的事件，只是在危机刚开始时出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