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出租司机

的哥不干了！《华尔街日报》昨天在显著的位置报道了三亚和甘肃的“罢运”事件，配上一辆黄色出租车侧翻的照片。

说句实话，自打两周前看到重庆8000的哥“罢运”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真牛！这些司机是怎么解决“集体行动”的难题的？

这可不是开玩笑。出租车司机不拿固定工资，动员4000人歇业，另外的4000人就会有收入翻番的机会。在美国和欧洲，因为工会的强大，不存在这个“集体行动”的困难。谁都知道工会是个狠角色。你有不加入工会的自由，但是那样工资、福利待遇就会差很多。另一方面，工会对工人罢工具有强制的约束力。无论好坏，事实是工会如果不偃旗息鼓，罢工就会一直持续。

没有强大的组织来维持这场运动，那就要别的机制。比如说暴力。在重庆和三亚均发生了对出租车的“打砸抢”事件，出车的司机被打，汽车被砸个稀烂。地方政府的负责人很生气，认为“黑恶势力”介入了这群体事件。有些人不同意这个标签。我以为所谓“黑恶”缺乏客观标准，事实情况是在“打砸抢”中，公民的合法财产被认为损坏，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无论造成这些事的深层诱因是什么，社会对此应有基本的是非。

薄熙来领衔的重庆市委市府，这次反应很快，很漂亮。薄熙来做对了两件事。第一是危机控管，在短时间止血，有效地防止了事态的严重化。第二是藉由行政力量协调利益冲突的各方，把再谈判和矛盾缓解输送上了一个轨道。相比起海峡对岸的刘兆玄内阁月前在处理“毒奶粉”事件中的犹豫不决，进退失据，二者行政能力上的高下立判。

然而，不可能指望藉由行政力量来解决所有的社会矛盾。事实上，在“罢运”事件中，政府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大家长，来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而政府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拿出解决方案，敦促出租车公司降低“份子钱”，也是自身的权威裁量，并非依循事先的规则和制度。在全方位的经济衰退面前，类似事件的不断发生，将会使政府疲于奔命而应付不暇。

因此，未来公共行政的演变趋势无非两种：一是政府有目标地从一些领域内退出，由直接的行政干预转为依法律规制；二是继续加强行政威权，以更有效的监管和协调来处理社会矛盾。从短期看，若经济无起色，群体事件持续增加，我以为后者的可能性大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