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措施应当“经常简易”

【前些日子花费了很久时间写了一篇宏观经济政策的文章，这种话题一向不是我所擅长的题材，语言风格上很难把握。文章发给了媒体，还未刊发，因此本来不愿在此贴出。但是既然天扬提到了这个问题，正好和我所写的相关，不如就贴出来。但请勿转载。当然，我在文中并没有过分强调贫富差距问题，不过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直接和宏观收入分配结构有关——注意，这里要区分两个不同意义上的“收入分配”概念。】

【天扬认识到一个问题：减税与缩减贫富差距不相容。但是反过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一个政府在收入急速增加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急剧扩大，绝对表明宏观经济结构存在严重问题？实际上让我们把思考简单些，对于天扬提出的两大批评——贫富差距和税负过重，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不能简单依靠减税这一种措施，这一点我想大多数人都是会同意的。】

2008年中国经济跌宕起伏之势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如果说当前全球严峻的经济形势向世界各国提出了一系列全新挑战的话，那么我们要面对的境况远远要比其他国家困难得多。因为除了要处理全球经济放缓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直接冲击之外，更要应对这十数年来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而在中国经济体内部所积结下来的种种难题。真可谓淤疾未清，外患不断。

站在岁末，如果我们回顾这一年的经济数据，特别是审视一年来宏观经济措施“乾坤大挪移”，恐怕只有布朗肖的话能够概括：“它意味着确定性失去了意义，成为不确定性。我们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不能把握自己……”

在这样的不确定情势下，除了对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应有的一些共识外，任何对2009年经济形势过多的预测皆是枉然。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应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的困境。对此，欧元之父蒙代尔建议说发放1万亿元人民币的购物券。这一看似孩子气的建议实际上符合一个经济学直觉：在长期内修建十数条空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与直接发放购物券供普通民众强制消费相比，哪项措施更能够在短期内拉动需求？

当然，或许从施行角度上讲大范围发放“红包”会存在问题，但是不容否认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导方向。8、9月之间，决策层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上半年紧缩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一下子转而推出巨额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1月份中央更是提出高达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各地方政府又层层加码，以至24个省市刺激经济的计划投资总量高达18万亿，这差不多相当于2007年GDP总量的四分之三！

其他姑且不问，这剂重药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拉动内需，仍然让人疑惑。依照时下流行的观点，这一典型的凯恩斯式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带来政府支出乘数效应，刺激国民经济增长，更不用说对于市场信心的积极作用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忽视凯恩斯乘数最简单的道理：如果现在有4万亿存量资金摆在面前，那么毫无疑问，把这4万亿砸下去，带来的乘数效应理论上能解决一切问题。

然而我们所有的仅仅是4万亿的“计划”而已，是到2010年为止的预算投资总规模。那么所谓的凯恩斯支出乘数效应，实际上在于在2009年能有多少预算赤字，其它再多的预算投资都是虚的。因为如果我们要先收钱再花钱，这就不是一个支出乘数问题，而是一个平衡预算乘数，这样对于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远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乐观。现在有消息透露说明年财政赤字将达到5000亿元，那么短期内对拉动中国内需产生切实影响的，只是这5000亿而已。

不过话又说回来，单单想要依靠政府支出唱独角戏来增加经济增长动力显然不够。仍旧依照宏观经济的基本原理，所谓“内需”有三个要素：消费需求、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要拉动内需，无疑也从三方面都有所动作。但就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基本情况而言，无论是消费需求还是企业投资，都与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密不可分。

首先看企业投资。2008年上半年，中国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了41.5%。面临税负增加、人民币升值、货币政策从紧、资金链短缺再加上劳动成本增加，身负五座大山的中国企业处境维艰。自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企业家信心指数的迅速下跌。企业家信心指数是衡量企业投资欲望的指标，而就目前看来，企业投资动力近乎为零。要拉动企业投资这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须依赖中央财政措施。然而如果按现在发改委的意向将资金投向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等9大“支柱产业”，这实际上是政府在替企业花钱，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继续增加产能，并未对企业减负带来任何好处。真正的减负在于减税，而目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企业税减负1200亿，只是杯水车薪。可以预期这对企业家信心指数的提升收效甚微，更不用说启动企业投资了。

其次再来看家庭需求。可以这么认为，中国家庭需求积累下来的问题构成了我国目前经济困境的关键。长久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持续疲软，仅03年到07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就下降了19.4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更是低41个百分点，现在的消费率甚至低于“大跃进”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而与此同时，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在中国经济体内部出现了自1998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增长只能通过外贸依存度畸高的出口来维持。所以如果政府还不能够提振消费需求，在国内生产能力过剩而世界经济又濒临衰颓从而中国产品出口增长将进一步下滑的情况下，任何启动内需的政策都终将落空。

而要刺激家庭需求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要让百姓敢花钱。而要让百姓敢花钱最重要的就是“民生”二字。为此中央对于4万亿的使用也定下了调：关注民生。但是看一看发改委解释的4万亿投资构成，不由让我们怀疑什么才叫“民生”。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大的“民生”就是医疗、教育和社保。如果一个平常老百姓不用害怕有病看不起，不用害怕子女没钱进好学校，不用害怕失业、退休没人管，那他还要在银行存那么多钱干嘛？如果教育、医保、社保不到位，百姓即便是有钱也不敢花，这就是我们这些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却成为全球最低的症结所在。然而再看看我们的4万亿投资构成，最重要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却仅占1%。相比每年“三公”（公车消费、公款招待、公费出国）消费9000亿元，如此之低的医疗、教育投入，如何才能让百姓花钱无后顾之忧，如何才能提升家庭消费？

最后，与上述两方面构成强烈对比的是政府收入的急剧增长。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估计，2007年“第一财政”、“第二财政”加在一起实际收入就高达9万亿，再加上2万多亿的国债，政府实际控制了GDP总量的45%。我们知道，劳动收入、企业利润和政府收入三者构成了国民收入。当政府占据了国民收入如此大的一块份额之后，家庭、企业还能剩下多少需求欲望？想要依靠中央计划投资的1. 18万亿来刺激民间投资，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归根结底，我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就在于家庭、企业的需求动力由于政府收入占比过高而被挤压殆尽，造成生产能力大规模过剩情况下的内需严重不足。知道了这一点，唯一的应对之策就是“富民”：大规模减税，投巨资完善医疗、教育与社保，最终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另外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必须稳定宏观经济措施，在现在的情势下，政策措施过度频繁改弦易辙是对民众信心的最大杀手。因此，“藏富于民”也好，“不与民争利”也好，简单来说就是当年欧阳修所谓“经常简易”四字。“经常”即政策有所持循，无变易之烦，以稳固人心，提升预期；“简易”，即“易以施为而无纷乱之扰”。也许，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2009年，简单财政才是最美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