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智慧

【按：天扬同学前一篇文章实际上是回应我本篇文章的。但是由于这篇文章原初是应《瞭望·东方》之约写的，所以人家没发我就不能发表，现在这周的《瞭望》已经出版了，就把这篇文章贴上，发表的是河蟹通俗版。这里贴原版。另，对天扬同学的回应我想再回应。但是近期忙着备课。争取这周回应一篇，下周再回应一篇。先做预告。】

瞧，那个苏格兰人
这是一位生活平淡无奇的苏格兰人。1723年他生于柯卡尔迪一个文职官员家庭；作为学生和教授，他在格拉斯哥度过了一生中“收获最大、因而也是过得最愉快、最体面”的十余年；作为一位年轻公爵的家庭教师，他陪同出游欧洲大陆；退休以后，他依靠一笔丰厚的年金退隐于柯卡尔迪专心写作；生命中最后的12年他定居于爱丁堡，尽心尽职完成海关专员的工作。

这位苏格兰人让无数专爱探听奇闻趣事的作者失望，因为从他身上几乎挖掘不出任何八卦消息。他一生未婚，没有什么浪漫传奇。和那个时期其他几位英国伟大人物相比，他的生活平稳安定：既没有像配第那样进过监狱，也没有如洛克那样受到迫害逃离祖国，更没有像休谟那样遭受大学的排挤。发生在他身上最“坎坷”的事也许就是在他出生之前几个月父亲就去世了；最“惊险”的事可能也就是在四岁那年被吉普赛人拐走了几小时；而最“不幸”的事或许是在牛津求学的六年，因为那时“牛津大学一大部分教授，简直连表面上装作教师，也不装了”。

唯一能够引起人们兴趣并津津乐道的轶事，也许就是他那著名的独自出神：他把黄油面包当作红茶放进茶壶冲泡，然后抱怨茶太难喝；他穿着睡衣在花园中散步，沉思默想中竟然走到了15英里之外的地方；在签署一份公文的时候，他却写上了身旁同事的名字；当门卫向他行礼的时候，他毫无意识地仔细模仿了行礼动作的每一步骤。

然而这位平凡的苏格兰人，却有着一个不平凡的名字：亚当·斯密。

流芳百世的《国富论》
毫无疑问，无论是从经济学史还是从一般思想史的角度而论，亚当·斯密都是一位伟人。他的名字我们耳熟能详，他的身影出现在每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中，他的观点中闪现着启蒙精神的光辉。他是苏格兰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最著名的形象，那个时代经济学界的艾萨克·牛顿。然而除此之外，对于这位大师的思想，就像他的生活一样，我们似乎就做不出更多的评价了。就连另一位经济学大师哈耶克在教授40余年经济史后仍然说，亚当·斯密特别难讲。

斯密博士的声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那部不朽杰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就是我们通常简称的《国富论》。

从历史意义上而言，这部著作的价值当然不可低估。它自1776年出版时起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二十多年时间里，仅英文版就出了9版。“从大约1790年起，斯密就成了导师，不是初学者或公众的导师，而是专业人员特别是教授们的导师”。到1871年为止，在马尔萨斯、李嘉图和穆勒等后继者的努力下，围绕着对《国富论》一书内容的争论、修正、补充和拓展，形成了以古典经济学为主导的一百年。并且，《国富论》对后世的影响不仅止于经济学界，英国文明史家曾言《国富论》“从其最终结果看，可能是所有见诸文字的图书中最有影响的”，它“比所有政治家和立法者联合起来的能力还要大，尽管历史保存了对后者所作所为的正式记录”。

究竟是何种魔力使得《国富论》具有如此的思想力量呢？依照标准的教科书式解释，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贡献可以概述为：根据自然法、天赋权利和牛顿式的自然秩序这一模式，从劳动分工出发，解释了价值、货币、价格、工资、利润以及利息的生成、资本的性质、经济的发展、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公共财政问题，提出自由放任原理、价值和分配理论以及市场竞争机制。所有这些思想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特征，并构成当代经济学体系的基石。

然而这些贡献在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眼中，都不是斯密所独创，“《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它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符合当时社会的风尚，它鼓吹的只是一些现成的东西。另一位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罗斯巴德则更是极端，“他没有任何原创性的东西，而任何属于他原创的东西又都是错误的”。

这样的评价显然有些过于轻蔑了，如果仅仅作为时代思潮的搜集或者抄袭是绝然不会成就一部划时代巨著的。但是标准教科书所说的也只不过是历史荣耀的光环而已。这些在当年也许称得上创新的思想，对于今天的学生来说，要么已经成为了错误的或者过时的东西，要么就已经变成了一种大众常识而无需再讲述了。难怪经济思想史家布劳格抱怨说如今几乎没有人会将《国富论》从头读到尾。

那么这是否说明，除去历史价值后，亚当·斯密和他的思想对当今世界就不具有任何意义了呢？
当然不是。也许就时髦的经济分析技术而言百年前的斯密确实是落伍了，但是他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现在思考所处的世界依然具有伟大的意义。亚当·斯密对当代的贡献，用哈耶克的版本来解释，即“认识到当个人受抽象的价格信号而不是受直观的需要引导时，他的努力会惠及更多的人，从整体上说也会满足更多的需要，并且利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最好地克服我们对大多数具体事实固有的无知，能够最充分地利用广泛散布在千百万个个人中间的有关具体环境的知识”。
如果换作斯密那简单而著名的喻言，那就是“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恐怕是斯密最具代表性的用语了。不过翻遍现已整理出版的斯密全集，只有三处提及了“看不见的手”。引用率最高的就是《国富论》中那段论述，“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但是这段穿插在为自由贸易辩护中的论述却显得有些模棱两可，以至于对其的解释出现了诸多争论。事实上，要理解斯密在此所言的“看不见的手”的涵义，还是要回到他那本早于《国富论》17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确切的中译名应该是《道德情感论》）。

在这部道德哲学论著中，斯密对“看不见的手”有着更为清晰的表述，尽管富人天性贪婪自私，他们雇佣劳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在此，斯密所言的是通过“看不见的手”财富会从富人手中分流到穷人那里，从而实现社会在经济上的公平。有人说这是不同于《国富论》的“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那里指的是“自利”，而在这里说的是“道德”。

不过我们不要忘了，斯密是在讨论效用所具有的影响时写下上述这段话的。所以两处“看不见的手”所指的都是同一个意思：个人追求自身欲望的满足。这是人类共同的天性；并且在苏格兰启蒙思想中，遵循这一天性，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只是在《道德情操论》中，这种效用的满足具有更深的道德内涵。通过把自利置于一种合宜性体系的考察之中，通过“公正的旁观者”依据同情这一人类所共有的本性作出的仲裁，效用就具备了一种赞同的情感，因而也就具有了道德的性质。

这就是“自发秩序”的道德：每一个人依自利的原则相互交往，促成各种社会规则，而正是由规则的遵从中，产生了道德的规范，约束我们的自利不至沦落为自私与贪婪，损害社会的公正。
因此就像经济学家西尼尔所言，“对财富的追求……对芸芸众生来说，是道德改进最重要的源泉”。利己之心本就蕴含着道德的力量，这是一种比任何道德说教更为强有力的影响，它使得自我施行的社会秩序成为可能，而此时的社会不仅是有效率的且是符合道义的。这就是斯密非凡的智慧。

让我们谨记他在紧接着“看不见的手”之后所作的评论，政治法规只有遵从这种自发的力量才能得到尊重，如果政府中掌权的人“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若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而人类社会必然时刻处在高度的混乱之中”。

政府应当循应民意，这也就是温家宝总理在英国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一个政府不应该怕人民，应该创造机会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

同情是文明社会的基石

这句话是看了温家宝接受《金融时报》专访后想到的。
温家宝说亚当斯密笔下应该有两只看不见的手：一只是市场，另一只是道德。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论述道德来自于我们对他人的幸福和痛苦感同身受的能力，也就是“同情”，或者“同胞感”。
对于什么是好的社会，什么是好的制度，向来存在不一致的理解。但一个文明的社会，首先应当是充满同情的社会。我们对他人的幸福和痛苦的感觉，限定了我们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比如说，把添加三氯氰胺的毒奶粉卖给家长们。田文华，牛根生们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是另外的问题，但道德层面的罪恶是毕生难以洗刷得了。为什么还会为自己感到委屈呢？

在纽约天天挤地铁。高峰时间同样人头攒动。然而无论何时，人们至少能够做到依次排队，做到对年长体弱者的礼让。每次启动前，专门有一个管理员探头张望，确定没有人被挤或发生其他意外。像上海地铁车门挤死人的事，在纽约应该是不太可能发生吧。

对国内的网站，我最大的困惑来自于国人对同胞的冷漠和轻视。那种骨子里的轻蔑，就好比深圳的林局长说“你们算个屁啊”。然而这潜意识绝不是官员的专利。
比如说，中国旅游团的车在美国出了车祸，游客死伤一片。网上很多的人的第一反应是“肯定是公款旅游，死了活该”。中国女留学生被杀害，就揣测她如何为了留美费尽心机不择手段。连前几天在纽约因车祸身亡的那个女孩，会有许多人说，“走运了，在美国被撞死，赔得多”。

如果说，在这些声音中满含着对现实不满的发泄和对异邦的想象，类似下面这种反应就更不懂了。像毒奶粉的受害者之一，一个“结石宝宝”的妈妈蒋女士，因为她坚持自己一直使用“多美滋”而不是三鹿的奶粉，在网上被网友群起攻之。有说欺诈的，有说转移焦点的，有说诉洋品牌赔偿更多的。这一切只在于“多美资”是一个丹麦和中国合作的品牌，并且不在最初赔偿的22家奶粉厂商当中。

这些“第一反应”不是很能说明问题么？如果这些悲剧发生在那些幸灾乐祸的人自己或他们的家人头上，还能把笑话说得这么轻松么？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做到漠视人性，对自己的同胞同族如此冷漠呢？如果我们是一个连基本的人性和同情都不具备的民族，我们又何以去期望一个更好的社会制度呢？

about glorious revolutions

为啥布袋戏不没落？

老是看到许多人说传统剧种如今没落了。天扬同学是京剧迷，对这个他有发言权，所以全听他言。我自己是看任何传统剧种（不论古今中外）都要睡着的人。但是唯独有一个我看着不会睡着，反而现在估摸着至少也看过百八小时的戏，就是布袋戏。

然后再去查查资料，布袋戏在大陆早已没落了，估计许多人连听都没听说过。其实布袋戏就是木偶戏的一种，也就是老早的“傀儡戏”。据说最早流行于闽南地区。不过我在浙江南部也曾看到过，但是不叫“布袋戏”这个名字而已。现在布袋戏最流行地区的是在台湾。“霹雳布袋戏”播出二十年超过1千集，现在仍旧以每周2集的速度在播。收视户达到350万户，还不包括我们这些在大陆下盗版的。台湾年轻拥趸俨然把这个看成了是台湾特色动画片了。

同样是传统剧种，为啥布袋戏就不没落呢？也许在演出技巧上面布袋戏不像京剧昆曲那么复杂，毕竟只要讲究“口白”和“操偶”就可以了。而且一个人就能担一台戏，一人能分饰生、旦、淨、末、丑、獸、雜七角。虽然也是学徒制，而且早年好像只有父传子，但是毕竟不用啥真摔。练功虽然要，但恐怕不用签生死契。

但是，这些就是一个古老剧种能保存下来并且再度流行的原因吗？

对章诒和论京剧完了的一点补充

昨天在一个中文bbs上，偶然看到一个挺生猛的标题：“梅葆玖也叫大师，京剧真的是完了”。
点开那个帖子发现作者是章诒和女士，这就更有拜读的理由了。

章诒和的文字耐读，生动，我素来喜欢，觉着趣味相投。这是篇评论，对中间的观点我也大部分赞成。不过，章老师没有提及一个重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和她谈论的整件事情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一个“戏龄”十五年的“资深”戏迷，我愿把这个问题的答案补充完整。

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京剧正在（或早已）走向没落？答案却错综复杂，见仁见智。今天，京剧表演作为一种舞台艺术的生命力在加速衰减，也几乎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不打算重复章老师文章里的观点，艺术人才的培养机制，延续计划时代的院团体制，行政力的介入和缺乏竞争，等等，均是不争的事实。我的问题是，假如有一天，上述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京剧能不能恢复，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再现昔日的辉煌？

我深表怀疑。简单说，梅葆玖先生的那句话“京剧是角儿的艺术”是至理名言。可是怎么才能出好角儿？从经验上说过去的“科班制”是成功的体制范例。然而科班的实质，可不是一句“口传心授”，或者多演出多实践这么简单。整个旧时代的科班，大而言之京剧这门表演行当的辉煌，是典型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做科或者学徒的苦，远不止是表现在训练内容的严格，而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摧残。一个成了名的马连良后面，得“埋葬”多少张连良李连良？入科班得签生死契，就好比是把性命交付一叶孤舟，顺水漂零。寻常百姓家但凡生计过得去，有几个父母愿意把亲骨肉往戏班子里送？设今天重新出现以“富连成”（富连成绝不算是最严苛的）方式训练学徒的京剧学校，入学之前得签生死状，“打死不论”。然后有百分之一成角的可能，那个家长会肯？

过去的武生泰斗李万春先生，有一出戏是他不碰的。这就是《打金砖》里头的刘秀。为什么呢？因为李先生没有做过科，是他的父亲从小把老师请到家里教的。因为下不了狠手去打，所以，李先生能翻能打但是不擅长“摔”，这大概是他不胜任《打金砖》的原因。“冬皇”孟小冬拜余叔岩，唱腔是没话说，但是也是一样，没有做过科，在舞台上不能摔打。所以她演《四郎探母》在“巡营”被擒那一折就是向前面一跪。今天我们看王佩瑜演全本《四郎探母》，在“巡营”那一场她能结结实实地摔一个“吊毛”，我觉得还是有理由为她喝彩的。虽然老实说，在唱上王佩瑜还是没法和孟小冬相比。

回到主题上来，章老师没有说出来的那个“梦”，旧时代的艺术辉煌的重现，在今天的社会和市场里有没有可能了呢？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可能的，但是像京剧那样的艺术种类，很难很难。这是因为京剧的表演形式和它所达到的那种高度，决定了与之相配套的艺术人才的培养方式的无比严苛。甚至可以说，那种教育方式按照当今文明社会的标准来说，是不人道的，乃至违反人性的残酷。在失去市场和能够宽容它的文化氛围之后，博物馆化和盆景化几乎是京剧唯一的生存之道。所以，不要在意梅葆玖是不是被当成大师，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大师。梅葆玖反复说要把父辈的东西原汁原味地继承下来就好，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几则经济评论

近期几篇关于国内外经济的文章：

陈志武：减税更能刺激民间消费

崔之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只是一个口号

郎咸平：未来和下一代很悲惨

Acemoglu: The Crisis of 2008

关于“简单财政”的一点评论

“四万亿”投资计划里比重最大的一块，是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电网等。我看到的批评是担心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我个人的观点则是：由国家引导继续扩大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但是目前筹资的方式可能很有问题。
简单地说，从目前披露的极其有限的信息来看，以京沪高铁为例，这些投资的出资主体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未来融资的主要部分也将由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所垄断。
我认为，未来铁路建设的融资渠道，不仅应该像京沪高铁股份公司董事长蔡庆华在2008年4月19日说的那样“不反对海外资金和民间资本投入该项目”，而是应该大力开放和全面引进民间及海外金融资本的投资。如果机遇适当，这可能会成为民间金融业崛起的良好契机。法国在第二帝国期间，为了实现全面工业化的目标而大造铁路，结果直接促进了本国金融业的兴起。像Credit Mobilier和Rothschild家族等金融巨头盛极一时，直到一战结束法国的金融资本仍然是全球首屈一指。
想不出政府有什么理由，不敢放手交给民间资本去做呢？是怕由此一来，减少可得的租金份额吗？把对铁路的投资权拆分若干份，政府可以拍卖这些投资权坐收红利，而不用自己投入一分。结余下来的资金，或用于重建医保体系，或充实社保，或投资教育科研，或者干脆：对穷困之家一人一份从政府的帐户上发到人们的口袋。大多数庸众所求的，为温饱两个字而已。若温饱无忧，何来重庆，甘肃的哥歇业，广州司机饮茶，而身居广厦之间的一众公仆又何须终日惴惴不安，为了一个“和谐”精疲力尽？

我的新年希望

好像是Yourcenar说过，时间是永恒的魔法师。
时间悄然改变着世事，不向任何人的观念或想象妥协。不知不觉当中，原先无法想象或极为遥远的“未来”，已经变成了历史。奥巴马终于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美国总统，以借贷信用为支撑的美国式繁荣终于走向了新一轮谷底，以色列终于以刺刀见红的方式宣告了布什政府8年来中东政策的彻底失败。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2008是更加不寻常的一年。这不仅是为了海峡两岸再度迎来历史性的和解的契机，或者盛夏北京那场“无与伦比”的奥运。我想，很多年后，2008留在人们记忆当中的，除了盛世焰火外，更多的怕是大雪，物价，失业，毒奶粉，以及无数家庭分崩离析的悲惨画面。
然而荣耀和苦难，都是一个民族共同的事情。手书在北川中学教室黑板上的“多难兴邦”，无论如何，不该成为自认为有教养的知识分子的嘲笑对象。我们首先应该问，我为改善所有这一切做了什么？我是否善尽了职守和个人责任？我能够为继续改善身边这一切付出哪些切实的努力？仅有一部美国式的宪法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价值失范，是非不明的共同体，不会有能力阻止恶行的泛滥，不论这个共同体的政治理念上是套着美国式的还是法国式的光环。
2009值得希冀的事情很多。套用《边城》结尾的话来说，它们可能遥遥无期，也可能就在明天。不算是心愿，就当是简单纯朴的希望吧（私人的希望在此）。
1， 希望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复苏方案初见成效，美国经济下滑的势头得到遏制。
2， 希望全球范围内的打击恐怖主义获得更大的成效。
3， 希望中国的房价和油价稳步下降。
4， 希望中国的四万亿能投在造福国民的事业上，在最贫穷的地区造出一批现代化的公路和铁路，让更多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得到喘息的机会。
5， 希望正在审理中的“毒奶粉”案件得到彻查，为公众还原一个完整的真相。
6， 希望主政者能够更灵活地理解表达和暴力之间的区别，不再把签名视作炸弹：无论这签名是为了新的宪章，还是为了赦免一个凶犯。
7， 没有了（想到的还很多，一些不适合写在这里，另一些无法三言两语说清楚）。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变得更聪明，更能干，更理性，更务实，更宽容，更讲道理和更有修养，包括我自己在内。

宏观经济措施应当“经常简易”

【前些日子花费了很久时间写了一篇宏观经济政策的文章，这种话题一向不是我所擅长的题材，语言风格上很难把握。文章发给了媒体，还未刊发，因此本来不愿在此贴出。但是既然天扬提到了这个问题，正好和我所写的相关，不如就贴出来。但请勿转载。当然，我在文中并没有过分强调贫富差距问题，不过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直接和宏观收入分配结构有关——注意，这里要区分两个不同意义上的“收入分配”概念。】

【天扬认识到一个问题：减税与缩减贫富差距不相容。但是反过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一个政府在收入急速增加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急剧扩大，绝对表明宏观经济结构存在严重问题？实际上让我们把思考简单些，对于天扬提出的两大批评——贫富差距和税负过重，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不能简单依靠减税这一种措施，这一点我想大多数人都是会同意的。】

2008年中国经济跌宕起伏之势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如果说当前全球严峻的经济形势向世界各国提出了一系列全新挑战的话，那么我们要面对的境况远远要比其他国家困难得多。因为除了要处理全球经济放缓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直接冲击之外，更要应对这十数年来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而在中国经济体内部所积结下来的种种难题。真可谓淤疾未清，外患不断。

站在岁末，如果我们回顾这一年的经济数据，特别是审视一年来宏观经济措施“乾坤大挪移”，恐怕只有布朗肖的话能够概括：“它意味着确定性失去了意义，成为不确定性。我们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不能把握自己……”

在这样的不确定情势下，除了对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应有的一些共识外，任何对2009年经济形势过多的预测皆是枉然。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应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的困境。对此，欧元之父蒙代尔建议说发放1万亿元人民币的购物券。这一看似孩子气的建议实际上符合一个经济学直觉：在长期内修建十数条空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与直接发放购物券供普通民众强制消费相比，哪项措施更能够在短期内拉动需求？

当然，或许从施行角度上讲大范围发放“红包”会存在问题，但是不容否认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导方向。8、9月之间，决策层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上半年紧缩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一下子转而推出巨额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1月份中央更是提出高达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各地方政府又层层加码，以至24个省市刺激经济的计划投资总量高达18万亿，这差不多相当于2007年GDP总量的四分之三！

其他姑且不问，这剂重药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拉动内需，仍然让人疑惑。依照时下流行的观点，这一典型的凯恩斯式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带来政府支出乘数效应，刺激国民经济增长，更不用说对于市场信心的积极作用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忽视凯恩斯乘数最简单的道理：如果现在有4万亿存量资金摆在面前，那么毫无疑问，把这4万亿砸下去，带来的乘数效应理论上能解决一切问题。

然而我们所有的仅仅是4万亿的“计划”而已，是到2010年为止的预算投资总规模。那么所谓的凯恩斯支出乘数效应，实际上在于在2009年能有多少预算赤字，其它再多的预算投资都是虚的。因为如果我们要先收钱再花钱，这就不是一个支出乘数问题，而是一个平衡预算乘数，这样对于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远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乐观。现在有消息透露说明年财政赤字将达到5000亿元，那么短期内对拉动中国内需产生切实影响的，只是这5000亿而已。

不过话又说回来，单单想要依靠政府支出唱独角戏来增加经济增长动力显然不够。仍旧依照宏观经济的基本原理，所谓“内需”有三个要素：消费需求、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要拉动内需，无疑也从三方面都有所动作。但就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基本情况而言，无论是消费需求还是企业投资，都与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密不可分。

首先看企业投资。2008年上半年，中国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了41.5%。面临税负增加、人民币升值、货币政策从紧、资金链短缺再加上劳动成本增加，身负五座大山的中国企业处境维艰。自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企业家信心指数的迅速下跌。企业家信心指数是衡量企业投资欲望的指标，而就目前看来，企业投资动力近乎为零。要拉动企业投资这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须依赖中央财政措施。然而如果按现在发改委的意向将资金投向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等9大“支柱产业”，这实际上是政府在替企业花钱，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继续增加产能，并未对企业减负带来任何好处。真正的减负在于减税，而目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企业税减负1200亿，只是杯水车薪。可以预期这对企业家信心指数的提升收效甚微，更不用说启动企业投资了。

其次再来看家庭需求。可以这么认为，中国家庭需求积累下来的问题构成了我国目前经济困境的关键。长久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持续疲软，仅03年到07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就下降了19.4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更是低41个百分点，现在的消费率甚至低于“大跃进”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而与此同时，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在中国经济体内部出现了自1998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增长只能通过外贸依存度畸高的出口来维持。所以如果政府还不能够提振消费需求，在国内生产能力过剩而世界经济又濒临衰颓从而中国产品出口增长将进一步下滑的情况下，任何启动内需的政策都终将落空。

而要刺激家庭需求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要让百姓敢花钱。而要让百姓敢花钱最重要的就是“民生”二字。为此中央对于4万亿的使用也定下了调：关注民生。但是看一看发改委解释的4万亿投资构成，不由让我们怀疑什么才叫“民生”。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大的“民生”就是医疗、教育和社保。如果一个平常老百姓不用害怕有病看不起，不用害怕子女没钱进好学校，不用害怕失业、退休没人管，那他还要在银行存那么多钱干嘛？如果教育、医保、社保不到位，百姓即便是有钱也不敢花，这就是我们这些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却成为全球最低的症结所在。然而再看看我们的4万亿投资构成，最重要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却仅占1%。相比每年“三公”（公车消费、公款招待、公费出国）消费9000亿元，如此之低的医疗、教育投入，如何才能让百姓花钱无后顾之忧，如何才能提升家庭消费？

最后，与上述两方面构成强烈对比的是政府收入的急剧增长。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估计，2007年“第一财政”、“第二财政”加在一起实际收入就高达9万亿，再加上2万多亿的国债，政府实际控制了GDP总量的45%。我们知道，劳动收入、企业利润和政府收入三者构成了国民收入。当政府占据了国民收入如此大的一块份额之后，家庭、企业还能剩下多少需求欲望？想要依靠中央计划投资的1. 18万亿来刺激民间投资，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归根结底，我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就在于家庭、企业的需求动力由于政府收入占比过高而被挤压殆尽，造成生产能力大规模过剩情况下的内需严重不足。知道了这一点，唯一的应对之策就是“富民”：大规模减税，投巨资完善医疗、教育与社保，最终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另外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必须稳定宏观经济措施，在现在的情势下，政策措施过度频繁改弦易辙是对民众信心的最大杀手。因此，“藏富于民”也好，“不与民争利”也好，简单来说就是当年欧阳修所谓“经常简易”四字。“经常”即政策有所持循，无变易之烦，以稳固人心，提升预期；“简易”，即“易以施为而无纷乱之扰”。也许，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2009年，简单财政才是最美妙的。

收入分配与税收

我们经常在两件事上批评政府，一是税负过高，二是（某些政策导致）贫富差距过大。

单独审视，这两种批评都有其道理。但如果放在一起来看，必须考虑到单独改变一项政策带来的成本变化。

我想到的问题是，没有一种经济理论支持减税可以促进贫富差距缩小，给定一个经济系统的效率损失足够小的话。如果我们认为这两件事情都很重要，二者的trade off是必须考虑的。

当然，也可以考虑另外一种情形，就是税收的80%都浪费掉了，而没有用于再分配或公共产品投资。

右边的图，蓝线是从1967年到1998年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的平均收入和最贫穷的10%家庭的收入之比。这个比例在1967年是9.22，在1998年是10.44。

红线是联邦政府所得税的上限，1967年的值是70%，1998年是39.6%。当然在小布什任内通过了减税，现在的上限是35%。

多余的话

前一个帖子里的新闻谈到媒体和网络舆论等问题，一个对象是年轻一代。有道是后生可畏，我们很难猜透今天的二十岁左右的大学生的想法。不过假如给我讲台和听众，以下可能是我想对他们说的：


1， 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学习和交流的方式。无论是在信息渠道的通畅，信息来源的多元，还是在自我的言论表达方面，比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你们拥有更多更广泛的自由。

2， 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奥运火炬事件，拉萨骚乱等）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应该是你们的权利。幸运的，你们现在可以行使这些权利。

3， 但，应该拥有这些权利的理由，并不是你们说了或做了正确的事情（尽管它们可能是对的），而是出于言论自由的宪法原则。

4， 言论自由是文明社会的主流价值，然而言论自由本身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人类社会历经200余年的斗争，才把言论自由从少数人的特权转变成适用于个人的宪法原则。而在中国，这个原则的落实还有更长的路程要走。

5， 如你们所见，在今天的中国，言论自由的原则不是彻底落实的。当仍然有人可能因言获罪时，你们的言论不可能是自由的。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它应该是你们的权利，但现在不是你们的权利；你们现在可以行使这种权利，但却是出于某些其它的理由。

6， 言论自由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哪怕它是一种残缺的，短暂的，不牢固的存在。在我看来，你们对言论自由的最美好的贡献，就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尊重和宽容相对甚至相反的立场。

7， 后者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前者：所谓言论自由的道德原则----我不同意你的立场，但誓死捍卫你的说话的权利。这句话被中国人引进和谈论了很久很久，但不幸的是，在中国人中我没有见到一个活的榜样，曾经或正在实践这个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希望更年轻一代为中国自由的贡献，是从真正地实践这个原则开始。

8， 没有人有权利指责爱国本身，正如没有人有权利指责爱本身。爱国不是道德，更不是义务，它只是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

9， 正如爱不一定需要理由，爱国也不一定需要理由。但就好比说，更懂得生活的人更懂得爱，对祖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更多了解后，你们会发现更多更好的爱或不爱的理由。

10， “五毛党”在中国客观存在，并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下去。你们不是“五毛党”，可能大多数甚至不清楚什么“五毛党”，但这不能说明他们是不存在的。

11， 你们的言论自由和情感的正当性，不会因为国外媒体的误解而打折扣。

12， 不要去要求不存在的媒体公正：没有中立无私的媒体这回事情。当我们无法要求媒体的公正时，至少我们应该珍视媒体的自由。

13， 未来的史书，关于2008年拉萨的骚乱事件，会真实地记载这一种屈辱：对于主权国家无法想法的事情：政府无法有效地保护民众免于暴徒的追杀，全副武装的军警被迫缩在街角被棍棒和石块攻击，而这个国家却因为种种掣肘无法应对暴乱者的挑衅。

这种掣肘不是来自于暴乱本身，而是因为这这个国家存在着的，种种不体面的事情，使他难以得到国际主流舆论的同情。

14，一个强大的国家，应该同时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拒绝那种种不体面事情的国家。爱国的最好方式，是通过个人的微薄力量，让那些不体面的事减少一些。

为啥又是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遭抵制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凡是遇到打到美帝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地捎带上可口可乐。当年我们的国产非常可乐，不就靠这个发了一票嘛。谁让人家贴上了“美帝”的标签了呢？

不过这次可能又稍稍有些不同。首先声明，我对抵制活动不发表任何看法，完完全全持某位同学特别强调的“中立”立场。但另一方面，我本人不可能抵制可口可乐，因为一来我是个可乐迷，每天不喝不行，二来我不喜欢百事，国产就更不用提了，所以只能喝可口可乐。另外要说的一点就是，对于可口可乐昨天的回应态度，不得不说是一次大大的公关失败。大学生的调查报告我也见多了，哪能指望像检测报告那样。但是就算如此有气也得忍着，一来因为你是家大公司，二来你必须承认人家学生做这样的报告的诚恳态度。

啰嗦了半天，得说说我想说的话了。我想说的就是：为啥是可口可乐？这是一个非常价值中立的问题，不牵涉任何其他潜台词。把这个问题扩展开来，就是三个小问题。

一、为啥总是外企？

也许是由于我的思想不端正，一看到这个新闻我就和“外企”两个字挂钩。不过这也怨不得我，如今“血汗工厂”这四个字似乎就是外企的代名词。外企用工存在问题这一点不容置疑。出于利润考虑，哪家外企到国内来开厂不希望能多压低点成本，如果用工成本和国外一样高，那不如关厂得了，这个就叫“比较优势”。所以说外企用工违反劳动法，我绝对相信。但是话说回来，为啥“血汗工厂”就该和外企划上等号，为啥我们调查苹果、戴尔、GE，就是没人说我们的国企、民企也有血汗工厂？据说我们的大学生学的是香港同胞的经验，但人家调查的是港企。据我个人经验所知，国内那些山寨厂，剥削农民工远远厉害得多，“劳动法”三个字，根本就提都不用提，为啥我们就不抵制“山寨”呢？因为他们是“草根”？至于国企就更不用说了。有谁敢说我们那些堂堂国企绝对遵纪守法的就站出来。谁都知道劳工问题在国内的严重性，为啥我们总是咬着外企不松口？

二、为啥选这个时候？

在学校的都知道，一般大学生调查总是选暑期，这次也不应例外。我们的“大学生关注可口可乐小组”调查也是7、8月。那按照学校的工作程序，开学时暑期实践报告要上交的。为啥突然过了3个月，一夜之间这报告在网上漫天飞呢？据我所知，类似的调查报告不会只有这样一份。我曾经看过一份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也非常好，也同样都是一群大学生暑期调查做的，为啥就不能在网上漫天飞呢？12月14号这篇报告是特别提交某网站的，这在我们支离破碎的新闻报道里面也透露出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或者换个角度想，如果现在网上贴一篇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会有获得如此的新闻戏剧性效果吗？选择这个时间是偶然？如果我是关注汇源并购案的人士，那么我肯定不会这么想。因为不论这件事结果如何，毫无疑问都会成为并购案的一块砝码。

三、为啥媒体都这么报道？

我对其他都没什么意见，错了的就是错了，对的就是对的，该改的就该改。唯一最让人反感的就是我们的媒体。看看铺天盖地的新闻，我们的媒体都在说些啥。（当然包括那些以“真实”为生命的、可敬的、非义务劳动的、擅长灌水的“网络评论员”的不辞辛劳地发帖赚年终奖）

说可口可乐违法，那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有理有据的违法事实陈述，然而所有新闻、消息，这方面的内容不外乎就是一条：　派遣工是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劳务派遣公司的员工。在法律上，劳务派遣公司属于用人单位，可口可乐装瓶厂属于用工单位。《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报告指出，按照上述条款，调查的上述5家可口可乐装瓶厂都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5家装瓶厂都大量、长时间使用派遣工，有些厂的派遣工数量甚至占到生产工人的90%以上。

没了。

相反，我们的媒体却更关心那些参与调查的大学生（好像出面的迄今就那一个人）。谁让“大学生”三个字现在成为了新闻报道的弱势群体呢，譬如“XX女生被强奸杀害”、“XX学生找工作被拐卖”。于是乎，我们所有的目光都被引导向那些学生调查如何地不易，住10块钱的小旅馆，每天短信报平安。与之相对应的，自然是可口可乐仗势凌人的背景色。那么我们的媒体究竟想说什么？那些调查报告初衷所关怀的“派遣工”，他们在我们的抵制故事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花瓶？

我想说的说完了。总而言之，我这次非常想“中立”地了解这整个事件究竟想要说什么？我们究竟是在为了贫苦民众利益而奔走呼喊呢（就这方面而言，我相信那几位大学生做这类调查的初衷），还是在为着其他的目的？

我不是一个阴谋论者，但是由于周围发生过、正在发生以及将要发生如此多的“阴谋论”，使我不禁对某些人、某些媒体的某些言论表示极度的怀疑。如果要我相信这一切完全是为了我们可敬可爱的派遣工利益考虑，有头脑的人都应该知道答案是什么。

五猫党的故事

【转帖几个新闻，暂时不想做任何评论。平时虽然常把这些新闻当作玩笑。但要认真对待起来，发现真是耗费我大量脑细胞的事。究竟什么叫“民意”，究竟谁在曲解民意，为什么现在国内一提民意就用“网友”两个字来代表？不想多说什么，单单把这三则新闻摆在一块，就够有喜剧效果了。如果天扬同学想评论的话，大可以论证一番】

【新闻一】
西方媒体曲解中国民意引发网民抨击

西方媒体看不懂中国民意

　　美国媒体曾对中国网民抨击西方媒体不公正报道的言论大惑不解：“我们究竟是否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快来看，瑞士有媒体说我们抨击萨科齐见达赖是收了政府的5分钱。”12月12日晚，就读人民大学传媒经济学的陈姓同学招呼室友到她电脑前，“5分钱能做什么呀。”陈同学对这条新闻很“无语”：“西方媒体编都不会编。”

　　让陈同学和她的室友啼笑皆非的新闻源自瑞士报纸《20分钟》12月10日的一篇报道。这篇题为《中国网民收费批评萨科齐》的文章引用法国一份经济类报纸的说法，称“网上每条针对萨科齐的批评可以赚得5分钱人民币，相当于1分瑞士法郎”。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西方媒体长期以来还是搞不懂中国民意。”《文汇报》驻法国记者郑若麟评价道。

曲解民意引发网民抨击

　　按瑞士媒体的说法，“萨科齐与达赖喇嘛会晤之后，中国人的反应可谓恶毒。然而，所有这些批评应当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一些中国人可能因诋毁法国总统而收费。”

　　“瑞士人能不能告诉我，这5分钱我找谁拿去？”陈同学认为指责网友收钱的言论非常荒唐可笑，“再说了，这5分钱可以买什么？现在连一个肉包还要5毛钱呢。”令她还感到气愤的是，原本中国网民的自由表达，却被硬生生地套上了“政府操纵”的高帽，“分明又是在拿中国的民主说事”。

　　网友“鱼儿游”对陈同学的看法表示赞同，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自己学习新闻学，据他了解，“不少西方媒体报道新闻时根本不重视调查研究，只是想当然地撰文而已。”

　　因此，包括“鱼儿游”在内的大多数网民都把这则“新闻”当作笑话来看。

政治偏见根深蒂固

　　曾在德国电视二台实习的刘宇(化名)向《国际先驱导报》描述了他的工作经历：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那么他和他的同事就会受到高层的压力。“在德国人看来，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而美国是一个强权国家，只有他们自己既不专制，又不强权，是制度最好的国家。”刘宇说。

　　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观引导下，西方媒体一次次把中国民众自发的民意表达归结为“自上而下”的宣传结果。

　　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众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游行，还是今年5月民众自发抵制家乐福的行为，翻开西方媒体的报道，“民意受到操纵”6个字清晰可见。美国《华尔街日报》还曾对中国网民抨击西方媒体不公正报道的言论大惑不解：“我们究竟是否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

　　“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

　　传播学者张志华把西方媒体“看不懂”中国民意的原因归结为三种。“一是价值观和视角不同。西方媒体就认为‘民主’应该是他们那样的，所以容易曲解中国的民意表达；二是西方媒体大多标榜客观公正，事实上是为不同的政治利益群体服务，这时就有蓄意的‘看不懂’成份在里面；三是由于当地民众对中国的不了解，西方媒体希望能做出符合民众心理预期的新闻，这时便经常不懂装懂，随意捏造事实。”

　　在郑若麟看来，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出现，都是需要“更正和与之辩论的”，因为“西方民众容易受到媒体的影响”。他最近又受邀到法国电视1台和3台，就“萨科齐该不该见达赖”参与辩论。“法国预算部长和我辩论时说他们有权见，但是并不想损害和中国的关系，他们不理解中国为何如此强烈。”郑若麟说，“可见，我们还需要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让西方民众真正了解中国的民意。


【新闻二】

近年来，涉警负面报道在新闻、网络媒体屡见不鲜，不仅降低了公众对警察的信任度，还给公安机关带来巨大的形象危机。为了有效避免涉警负面报道的出现，焦作市公安局建立涉警“舆情”研判应急处置机制，有效解决了困扰公安工作发展的“瓶颈”问题。

2007年8月10日上午，焦作一网民因不服交警部门的处罚，在某网站论坛上发布了恶意诋毁民警的帖子，许多不明真相的网民跟贴发表评论，直接影响了警方的形象和声誉。该贴发布10分钟后，被焦作市公安局特邀的网络评论员发现，并及时通报给该局公共关系部。公共关系部立即组织该局120余名网络应对员在该论坛发帖，说明事实真相、以正视听。20分钟后，论坛上支持警方的帖子成为主流，许多网友开始“声讨”发帖人，这次网络应对事件是焦作警方涉警“舆情”研判应急处置的成功案例。

2007年6月，焦作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邀请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新闻媒体以及民警家属等关注、支持公安工作的35人担任该局的网络评论员，并从公安机关内部挑选业务素质高和文字表达能力强的120余名民警，组成焦作市公安局网络应对评论员队伍，及时发现、甄别和上报涉警负面信息，发现后立即通报市局公共关系部，并及时发出正面的声音引导舆论。此外，焦作市公安局还建立新闻发布机制、公安舆情通报机制、媒体内参机制等，避免涉警负面报道见报给整个公安机关造成负面的影响。

【新闻三】

浅谈网络评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2008－11－19
曹新江

真实是网络评论的生命，这是网络评论员必须遵循的第一信条。真实，即与事实相符合，网络评论除了事件、人物、地点、时间、原因等必须准确无误，还必须是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的统一，符合客观实际，准确反映本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网络中也有一些不真实、不可信的评论，有的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增加网站的点击率，随心所欲、妄加评论，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笔者以为，要让真实、可信的声音占领网络评论阵地，网络评论员应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要使网络评论成为刺向腐败势力的"匕首"和 "投枪"，就要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实际，了解广大网民想些什么，需要什么，从群众中找思想、找观点、找事例。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解决改革和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打破思维定势，启发创造性思维，防止出现种种脱离实际的倾向，坚持把实事求是作为调研工作的生命线。

以事实为依据，如实反映本地区、本部门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敢于喜忧兼报，坦荡直言，讲真话、讲实话，不粉饰太平，不掩盖问题。深入细致，多搞专题调查、少搞一般性综合调查，多搞蹲点调查、少搞跑面调查，多搞直接调查、少搞间接调查，不搞"花拳绣腿"，力求反映客观实际，重在解决问题。

贴近中央反腐要求。贴近反腐败斗争实际组织撰写的网评，才能真实、可信，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不要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首先，要加强对党中央关于开展反腐斗争文件精神的学习理解，领会精神实质，进一步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其次，要把中央的精神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群众性网评活动；第三，要在上级纪检监察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网络评论员的创造性、主动性和聪明才智，写出一批群众欢迎、组织满意的反腐倡廉网评来。

同错误言论作斗争。由于互联网的开放特性，各种自由化言论铺天而来。作为网络评论就要有胆量与各种错误言论作斗争，不能对各种腐败现象视而不见，不能对于国于集体有害之事充耳不闻，只要我们多发表正面言论，正确引导，各种错误思想、错误观点、错误倾向，就会失去市场，败下阵来。

理念与现实之间

天扬这个贴害得我又不能直接访问blog，希望只是暂时情况。

关于宪章里面这个问题，没什么好争论的。宪政和三权分立之间分属不同层面，如果真把二者简单划上等号，那不是意味学识狭隘，就是观念狭隘。

我没有天扬那样的敏感性，也许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不是一个热衷的民主进程推动者。在宪章中先言共和，后谈民主，这一点我是赞同的。所以，如果把共和与三权分立之间（我个人而言更希望是五权）划上等号，那是更可接受的一种形式。不过如此一来的话，所言的三权分立，就不是狭义上的一种民主政体了。

对于现实的民主体制历史，天扬比我更有发言权。美国模式是一个“奇迹”，托克维尔两百年之前就说了，所以拉美国家的政治动荡也是可预期的常态。但是08宪章的意义，或许理想精神大于务实精神，也许他们所理解的三权分立、议会制、总统制乃至内阁制，本来就是混淆在一块的。不过，我不相信如果明天召开制宪大会，这303人会直接把这个文本用作我们的宪法草案。如果他们真正相信、并且理解宪章第二部分所提出的理念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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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回应一下关于间谍案。
天扬说的没错，内部政治权威胡没有前任来得大。然而这难道不就是最大的危险吗？一方面持强硬立场，一方面又难以控制这种强硬立场所导向的趋势。所以我不认为未来是一种中道的实用主义，如果照目前的势头的话。
如果是中道的实用主义，你首先要能全盘掌控局势，而不仅仅是捭阖。受控的权力也许是一种威权政体；不受控的权力，唯有上帝知道会导向哪里。

关于“零八宪章”的一个问题

网上发布的由各界人士三百余人签名的“零八宪章”，由于敏感性在媒体上很少讨论。在“主张”部分的第二条是“分权制衡”，内容如下：
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对于宪政宣言我是支持的。但我不太清楚这个宣言的起草人为什么把现代民宪政和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划上等号。吴邦国委员长说，我们未来不走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道路。我们进步的知识分子要走民主的道路，于是说我们需要三权分立的体制。似乎没有人认真问一句三权分立到底什么意思，意味着什么。

在当代成熟的民主政体中，相当数量国家的宪政（如果不是说大多数的话）不是三权分立的体系。“三权分立”这个提法，只有在总统制国家中才有意义。除了美国之外（法国是半总统制），世界上最多的总统制和三权分立的政体存在于拉美。美国是例外的始终采取总统制和严格的三权分立而又运行稳定的国家。多数拉美国家则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政变后，始终在民主和独裁的政体之间动荡不定。

在议会制国家，宪法规定国家主权来自于民选的议会。政府由议会直接授权治理，政府的首脑通常是议会多数党的领袖。在合法的政府任期内，议会的决策是高度可预期的：多数党的党魁通过严格的党纪约束下院的议员。如果政府的动议得不到议会支持，则或者政府下台或者议会解散，何来分立的三权分立一说。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钻一下牛角尖：假设明天是制宪大会，假设这三百多人参加制宪大会。我觉得作为宪政宣言的起草者，有必要知道一个简单的经验事实，在新兴民主国家中，由总统制和“三权分立”导致的宪政危机乃至军事政变，是政治的常态。

不是新冷战

关于间谍案的部分再说两句。

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个失败的决策。可能背后有他更深层的考虑。但不可否认对国家的颜面不好看。处死伍（沃？）维汉很容易让人想起美国1953年以间谍罪处死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夫妇。如果你觉得麦卡锡主义损人不利己，那么最近的间谍案当然也是损人不利己。

五十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是典型的意识形态挂帅压倒了务实的政策。为了反共而反共，其结果是：
1，造成了美国现代民主最黑暗的时代；
2，导致更多的左翼和中间派知识分子同情社会主义阵营。
3，使得核武技术外泄，结果是苏联制造拥有了原子弹。
顺便说一句，钱学森就是千千万万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政府非理性政策的代价，也包括让钱学森（当然是和很多其他人一起）帮助中国造出原子弹。

回到最近的这个案子，中国政府可能另有目的。但让国际社会回忆起冷战不是一个好的预期。我仍然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系统决策中的noise。胡当然有可能比他的前任在某些观点上更hardliner，但另一方面胡在内部的政治权威比前任更小。诸如直接压制flg这种事情，也不像是胡的风格。从长期来看，这个寡头集团的系统决策，仍最有可能趋近一种中道的实用主义。

You are Politically Correct ,I am Politically Incorrect

天扬的分析定位于外交。而我的意思不在于此。

我先要说明一点是：我在评论这次的法国风波时，我绝对没有丝毫意思说这是show off，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也真倒心安理得，抵制不抵制的无所谓。

不过虽然不是在炫耀，但说它是一场show，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场有上万提线木偶表演的show，而背后的目的，不言亦明。

在政治问题上我个人永远是理想主义者，所以我不适合任何务实目的的政治判断。因此如果说“中国外交目前是最好的时刻”，如果把这个“好”字定义在马基雅维利的含义上，逻辑上而言，我不会提任何反对意见，尽管我不会同意。因为这不只是一个外交问题。日本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外交你难道不能说他也是处于一个在当时而言最好的时刻？

一个国家外交的策略和一个国家的整体导向趋势，应当作不同考虑。

我所关注的始终是向内而不是向外。胡的外交也许从表面上看完全是机会主义的，但是他背后顽固的意识形态比前两任深得多。所以我不会低估他的手腕。他的手法从始至终，都有一种统一性，注意到这种隐藏在背后的前后一贯性，而不是表面上看似无章法，这才是我最为关心的。

当前所谓的抵制法国亦是如此。这里，我不同意所谓抵制法货只是一小部分人这种说法。没错，如果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抵制的话，我没有意见。在当下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势态下，任何经济抵制只不过是痴人说梦。如果只是一种自由表达看法的话我更没有意见。

但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目前的抵制心态早就超脱的这种幼稚的想法。我们的野心更大，这是一种“培育”手段，我们已经成功培育了5年，而今年它甚至经受了许多的“考验”。而这种野心如果能够悄无声息地植入我们的国民性之中——对此我愈来愈不会怀疑，那么后续的事情就能好办得多的多。因此，换句话说，按我的逻辑推导下去，如果我们的外交继续“好”下去，以后可能的麻烦会更大。

也许我说的还是不够清楚，但是再说得清楚又能如何呢。

A Politically Incorrect View (maybe correct, depending your position..)

法国货我买不起，也不赞成抵制，不过要是有人抵制我也不反对。西藏问题，没有细致地研究过。很难像“天涯社区”或者“牛博网”上有些人那样理直气壮地长篇大论。老萨同志作为欧盟轮值主席接见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诺奖得主，这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不觉得是挑衅，欧盟内部的事务，萨科奇无法独断。相信我，欧盟议会和法国国内那些反对派的议员绝对比中国的外交部难搞。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我想说的是我的评价一点也不重要。我喜欢或者不喜欢一件事情，这只是十几亿分之一的观点。就算是明天一人一票来决定要不要抵制法国货，对于结果我也没有任何影响。我想从另外的角度，谈谈我们怎么理解这些现象和动向。
先举两种在我看来有问题的逻辑：
逻辑一：
A: 这些年来经济增长得不错，政府作用不小。
B：经济增长是人民勤劳的结果，如果没有政府会增长得更快更好。
A：那么伴随着经济增长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不平等问题，环境问题，特权腐化问题，也是需要全社会共同来承担责任咯。
B：主要问题还是在政府，一切问题归根到底在体制。
逻辑二：
A：张三这个人做尽了坏事，十恶不赦。
B：看样子他一定是个狠角色。
A：不过，其实，张三蠢得要死，什么都不懂。
B：既然他既坏又蠢，大家一定不喜欢他，他马上就要完蛋了。
A：不过，张三仍然很厉害，大家还是惹不起他。

前一种逻辑，是典型的Hoover-Cato Institute逻辑。后一种逻辑是典型的New York Times逻辑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都在于一个consistency：以逻辑二为例，如果一个人真的既坏又蠢，又能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那合乎情理的推论似乎只能是：不是我军无能，实在是XX太狡猾！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试图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常识出发去理解中国政府的行为，无法把推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政府既坏，又蠢，又很强大。
其中必定有某些环节是被我们所忽略的，或者基于我们的情感不愿意承认。
好吧，如果从理性选择的角度说，可以把政府的坏理解为政治家最大化符合自己利益的目标函数，我承认它是坏的。如果它完全失败，我们说他是蠢的。一个蠢坏政府可以做坏很多事情，但是我们都拿它毫无办法，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它是完全失败的。必然有某些过人之处，在这些方面他们是聪明的。
从一种马基雅维里主义的观点，我要说说这届中国政府的高明之处。因为这个话题的关系，谈论的范围主要是外交政策。
我们知道外交政策的难，在于外交事务当中更多地渗透了非理性和更极端的意识形态因素。但是，对于政府来说，外交政策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实现某些方面的利益。所以，在外交上的进退，最终要取得一种观念和实利的平衡，是何其难也。
中国的外交，在历经了毛时代的和西方的对峙，邓时代的韬光养晦，江时代的进退失据，现在处于最好的历史时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胡的高明，为常人所不及。最主要的原因是，胡这个人的身段灵活，务实，敢于做决断。所谓“软得更软，硬得更硬”的表述，和他的前任相比，我以为是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说，胡在外交上几乎是机会主义的。他没有毛那样顽固的意识形态，也没有江那样的表现欲。外人看来似乎这届政府毫无章法和理念，其实对于他自己的目标，对于政策天平上的轻重缓急，胡比谁都明白。
胡上任之初一度显示出对朝鲜的亲近，为人多所诟病。等到朝核谈判陷入僵局，“六方谈判”和中国的斡旋越来越成为举足轻重的因素时，才显示出胡在地缘政治战略上的远见。在非洲，美国由于克林顿政府在索马里的失败政策的后遗症而大幅地远离非洲，而中国相机而动进入苏丹，开展以经济资源开发为主的战略合作。当布什政府因为全球反恐战争几乎遗忘了拉美这个后院垃圾场时，中国的国有企业已在无声无息地占领了拉美。
胡在外交上的最近的得意之作，要数在2008年台湾政权更迭前后的一系列动作。从07年直到320的大选投票日，任民进党在对岸使尽手段，中国政府仿佛继承了国民党在蒋公时期的“三不”政策，俨然“八风不动”。当马英九为了选举大骂温相“自大愚蠢”，并公开宣示把抵制奥运作为选项之一，海峡这边依然如常。320马英九当选后，由于之前的诸多事端，多方均以为两岸充满变数，对岸竟无人敢于试水。此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布胡会热线内容公布，重提“一中各表，九二共识”，萧万长从而登陆博鳌，两会重启谈判，“三通”直航，历史上最高级别的大陆领导人访台。海峡两岸几十年想往而做不成的事，竟被胡马在几个月之内砍瓜切菜般地做完了。
所以说，可以不喜欢胡，但不要低估胡。他看上去似乎庸碌无为，但当他去做一件事情，背后必有深思熟虑之处。不是发神经，也不完全是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假设胡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可能不清楚，因为我们不是他。
从这个角度来看最近的间谍案和老萨见达赖喇嘛引发的风波，我以为如果说中国政府是因为觉得自己腰板硬了而show off，实在是低估了胡。间谍案的事情，我不具备专业的军事常识，也不了解情况。对于个人当然是悲剧。但就像美国的李文和间谍案一样，个人都是国家的牺牲品。事实是，无论中美之间，或者中欧之间，对于对方手里的牌不说是知根知底，也有个八九不离十。大家手里都握着数目不定的手雷，就看什么时间需要丢出去。而等到真的丢出去，也不是为了期望真把对方炸死，也就是给对方一个信号，我下一步行动的可能战略是什么和我的决心有多大。说到底也就是在未来国际事务的讨价还价中给自己争得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在这个非常时期，未来中美和中欧之间围绕着汇率问题，贸易问题，污染物排放配额问题，能源问题，反恐合作问题，要讨价还价的东西太多了。双方手中都绝对不止一张牌。所以老萨尽管无奈，还是去见达赖。他也清楚中法之间的互相需要，没有一锤子买卖。这场高级别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基本观点就是这样。至于说国内有的要抵制法国货，我的态度还是不支持，但也不反对。我不支持的原因和我不支持最低工资法的理由相似。我不反对的理由是：
1， 提议抵制法国货的是少数；
2， 如果他们是和平（非暴力）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我想不出什么理由反对他们的表达自由的正当性；
3， 补充说明2的是，如果说我们反对抵制，反对的是他们表达的内容，那么对于表达这件事本身，至少有一个支持的理由。所以：
4， 对这些属于少数人的观点的讨厌，和对言论与表达自由的支持二者之间的trade-off，在这件事上我更为倾向于后者。

Now We are the BIG BROTHER

萨科齐自上任以来已经不止一次骑虎难下，现在恐怕是碰上了最麻烦的一次。最倒霉的时间，最倒霉的事，再加上一群比法国佬难缠得多的人。



知道点情况的人应该知道达赖在欧洲的影响力。（话说回来，如果达赖没有那么点影响力，要维持印度的十三万流亡藏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位英国教授第一次来中国，看到中国地图楞了一下，中国的面积突然增大了，而且形状也变了。因为英国的中国地图上西藏一直是列在外的。这位英国教授说，当英国政府突然向中国政府承认西藏属于中国时，他觉得很吃惊，这跟英国政府历来的想法相悖。后来他又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金融危机惹得祸，英国政府需要钱，仅此而已。



英国人历来识时务。法国人就不一样了。前一阵子老是跟美国抬杠，弄得美国的保守人士恨得牙痒痒。如今，法国人碰上了中国。

华丽的分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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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事情实在多，前几天写博客一半又不得不去搞那申请项目去，还不是为了从那四万亿里面骗一杯羹。说实话，这写博客靠的就是一口气，中间这口气断了，就死活接不上了。上回我说到法国人喜欢耍花枪，没错，不过他们对于人权的关注也确实要比英国、美国这些务实派来得较真。这一点必须承认。

但偏偏遇上现在的中国。中国以往对于境外的人权报告，往往只是严阵声明而已，如今，有银子撑腰，底气足了，也开始耍点计谋不再空口说白话了。这不是，刚刚对欧盟峰会摆了一道，现在又对小日本做姿态了：钓鱼岛是中国的。以往这话都是让人家党国总统说了去的。因此，对于萨科齐，这回我们可是做尽了不依不饶，死活揪住不放。国人的民族情绪高涨，连TMD做四休一，工资少拿25%都忘了。

瞎扯了半天，要问我的态度。很简单，我怎么看我们这大国就是摆脱不了一股孔乙己的派头。西藏问题我不发表任何看法。单就事论事，萨科齐到目前为止的言论我还是赞同的，他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而不是政客应有的姿态，尽管带一点法国人的玩世不恭。而至于贵党的做法，就不由得让人皱眉。

首先，达赖在世界各地转悠多少年了，啥时候见到贵党如此激动？或许自从8月8号起，十几亿人都觉得自己站起来了。不对，不光是站起来了，而且开始高高在上了，世界第一。开始有资格指手画脚了。

Now We are the BIG BROTHER！

尽管环顾四周，很难让人不疑虑这是不是一种错觉。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经济也好、政治也好，我们还差太多太多。然后现在却总是有那么一批人，要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可一世，而且这批人不惜利用一切机会达到这个目的，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态度？

其次，贵党除了表明自己态度以外，又不失时机地让我们可敬可爱的网友适当的、自愿的、自发的show了一会。8万网友表明反法。

也许自从几年前那一次反日开始，我们的民意就变成了可控的变量，说反就反，说合就合。如今，更是可怜的“网友”成了中国的民意代表。几十年前某人在啤酒馆拉民意估计使用的也是这招，就是技术含量低了一点。

最后，没有了。其实这次反法没有任何复杂的东西，也不值得“深入学理分析”。简简单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至少有些人）相当“话事人”，先拿法国试试刀口。（其实不光达赖，还有那间谍案。）并且“我们”（至少有些人）认为，那这次金融危机的机会最好，因为我们是债主，有票子能话事。

好吧，我承认，这不光是孔乙己心态，还是黄世仁心态。

补记：

说这件事没有什么深意可能有些片面。如果把今年贵党所有那些“搞事”（无论是什么名义）串起来看，就知道背后的深意了。就比如现在，大家只顾着反法，其他啥事也就过眼云烟了，和谐社会嘛。

因正义之名

1看到猪头同学关于印度恐怖事件的帖子的时候正好是我的“休闲一刻”，这段时间正好在追看Boston Legal，又正好看到个人最不喜欢的一集，自然而然将印度的恐怖分子和这集BL的内容联系到一起。

这一集讲的故事很简单，一位母亲的女儿被虐杀了，凶手以暂时精神失常被宣告无罪，而后这位母亲有计划地公开杀了这名凶手，并且在一位绝顶好律师的辩护下也以暂时精神失常被判无罪。

让我感到最厌恶的是，这集的编剧以“道德”来为“正义”辩护：枪杀凶手是个人执行正义的行为，这种行为是道德的，更重要的是，是符合“人性的”。

殊不知，这正是全球恐怖主义最好的辩护词！！！

我们无需去追究那些恐怖分子之所以滥杀无辜的理由，因为我们肯定能够追寻到一些出乎“正义”目的的理由。美国对于中东国家的迫害，印度充当宗教镇压的帮凶，诸如此类。让我们纵观那些同情恐怖分子，或者至少是试图与恐怖分子沟通、交流的评论、报道和文章，“因正义之名”永远是一个绝对的理由。

毫无疑问，万事皆有因，恐怖分子除了那些精神变态者以外，都有他们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在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仍然遍及全球，我们也必须去深思那些引起恐怖主义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但所有这些，都不能也不应让“道德合法性”成为为恐怖主义辩护的理由。

“极端主义是一切人类文明的死敌”，因为它从根本上违背了我们的人性，杀戮，无论有什么样的正义理由，都不能为它披上道德合法性的外衣。

如果现在文明世界的人们开始接受这样的思想：用道德合法性来为因正义之名的杀戮辩护。那么我恐怕印度这次的恐怖事件只不过是全球新一轮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开端。

同样，让我们回忆十年前的一部电影，他同样为杀戮辩护，因正义之名，却不求诸道德。我希望这仍然能成为我们面对极端主义时的最后底线。

We do not ask for your poor, or your hungry.
We do not want your tired and sick.
It is your corrupt we claim.
It is your evil that will be sought by us.
With every breath, we shall hunt them down.
Each day we will spill their blood, 'til it rains down from the skies.

Do not kill. Do not rape. Do not steal. These are principles which every man of every faith can embrace.
These are not polite suggestions, these are codes of behavior, and those of you that ignore them will pay the dearest cost.

There are varying degrees of evil. We urge you lesser forms of filth, not to push the bounds and cross over, into true corruption, into our domain.
For if you do, one day you will look behind you and you will see we three, and on that day you will reap it.
And we will send you to whatever god you w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