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

对于朱学勤是否抄袭，没有兴趣。对于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的调查结论，亦没有兴趣。

但注意到在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做出报告后第二天，《南方都市报》采访了朱学勤。末尾如下：

南都：如果现在有机会见到指控您抄袭的人，您想对他说些什么？

朱学勤：我想，他既然有勇气写这样的文章，就应该同样有勇气承担这样写的责任，我也不必查他是谁，一直在等待他自己出来。他一直没有露面。我能说的是，一个年轻人，应该珍惜自己进入学术界的第一步。他如果愿意认错，我完全可以原谅他。

我有兴趣知道，朱学勤自己认为，在网上公开写文章指证某个学者的作品存在剽窃，并且文章所印证的材料本身经调查委员会确证属实-----这件事有什么过错，做这件事的人应该要承担什么样法律或道德上的责任----如果他或她坚持不露面，不认错的话。

佩林的言论

我从来不喜欢Sarah Palin。但也不觉得她是个处心积虑的阴谋家，像切尼那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老手。
佩林Facebook对图桑枪击案的评论视频，就和她的大多数其他评论一样，大大咧咧，充满挑衅，却又没有什么深刻的内容。主流媒体对gun crosshairs picture和枪击案联系的猜测和对"blood libel"的过激反应恰好说明，这个国家的整体心智正在变得多么脆弱。正如切尼在外出访问时不能容忍酒店电视频道传出除了FOX News以外的内容，自由派主流媒体不能容忍分毫可能有悖于"政治正确"，或具有"反犹主义"倾向的言论。保守派的偏执和自由派的敏感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从去年的德州国税局撞机案，到这次的图桑枪击案，两起案件的主导，都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悲剧和小概率事件的背后，是长期经济衰退后随之而来的绝望和对政府信念的丧失。挑战正刚刚开始。美国社会需要一场新的革命。

聊聊新的征收条例

这个征收条例意义很大。先说不足。就是为什么是一个行政条例，而不是征地法？我的看法是，这个征地和拆迁制度的改革是温家宝直接推动的。立法涉及到界定土地和房屋使用权利的问题，一个是太复杂，另一个是在人大摆不平。行政条例的内容可以国务院说了算。出台一个行政条例先试试看，以便以后有问题推翻重来，这应该是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妥协的产物。

再说这个条例本身。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第25和26条。这两条的意义就在于，对于拆迁问题中的矛盾和冲突提出了一种法治化解决的方案。上次在哥大和龙登高教授吃饭，他的一个博士后本人是搞开发的说，大约从1年多前开始，开发商的工作开始变得很难做。因为"上头"文件规定各级政府今后不得介入开发商和住户的谈判，不得搞强制拆迁。 如今这个条例是对上述文件精神的制度化和规则化。

为什么要把它空开制度化？原因就是文件不完全管用了。总有坚持到底的钉子户，总有不买账的地方政府，假定每1千个案例中有一两个强制拆迁和暴力冲突的案例，一年下来就会给人感觉全国到处都是暴力拆迁。暴力拆迁的公共影响之坏，说到底不在于拆而在于暴。现在这个条例，明确了谁可以动手来拆房子：开发商不行，政府也不行。但是如果你硬扛到底，政府可以到法院去告你，由法院来强制执行。当然，法院也可能判政府败诉。法治的精髓，不是无条件地保护个人的权利，而是界定哪些权利是优先得到保护的，以及当权利发生冲突时，谁具有使用暴力的资格。把暴力手段通过正式的规则合法化，这是走向法治社会的一个进步。唐福珍如果在美国可能会被当场击毙，理由是暴力袭警。为什么这样的执法在美国不成为问题？―-我不是说美国警察的执法权没有问题，而是至少目前公众还能忍受这种权威―-因为这个社会的法律制度为人们提供了循法制解决的救济道路。虽然漫长的诉讼过程和律师费足以把个人拖垮，但这是另外的问题了。

当然，这个条例的实际执行效果如何，因为还没有实施难以判断。我的判断是会对拆迁矛盾有很大的改善，但未必完全杜绝暴力拆迁的问题。其原因，一是国务院可以约束地方各级政府，但管不到开发商，开发商可以雇佣黑社会做打手。更重要的是，"强拆拆出一个新中国"这个观念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当中深入人心，这不是夸张。因为我们国家92年以来的官方政治哲学，就是基于这种唯发展主义的，效率优先的，一俊遮百丑式的理念。

举个最清楚不过的例子，国企改革。朱基当年大笔一挥，几千万国企工人被扫地出门。不知道他们的权利何在？他们何曾得到公正的补偿？他们何曾有讨价还价的机会？国企改革在批量制造富翁的同时，造成的百千万计家庭的饥寒交迫甚至于家破人亡，其恶百倍甚于暴力拆迁。为什么人们竟然忍受了？为什么没有改革派的知识分子为他们说话。

我觉得至少反映出一个变化，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的权利意识有了长足的进步。朱基式的国企改革，放到今天是绝不可能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亲市场的知识分子，是不是需要感谢邓小平在"六四"中的铁腕？没有他的"杀20万人保20年平安"的决心，如果当年的大众有今天的人这样的权利意识，朱基那种反人类的"市场化"改革能有推行的可能？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某些知识分子把拆迁问题简化为"政府对个人权利的强占"以及把个人权利无限放大的看法很不以为然。

像XX这样的250学者说的每一句话都令我反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学识差无逻辑。

他在谈论"个人权利"时的那种道德优势，让我觉得他好像一天也没有在中国生活过，而是从中世纪的某个石缝里蹦出来的。这种学者会说，让开发商去和个人谈判，100个住户里哪怕有一个人不同意也是不正义的。不要说90%同意，99%同意也不行。What if 国企改革必须半数以上工人同意？

回到前面说的政策面问题。胡温这8年来的政策主轴之一，就是试图扭转江泽民朱基时代那种涸泽而渔唯发展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政治哲学，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找回民意平台。我是从这个层面来理解温家宝的言论和政策。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前面说了，这种发展主义的畸形哲学支持者众多，积重难返。温家宝作为党内有民主头脑的改革派，单挑保守派和地方豪强，有没有胜利的可能？

“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天下文章一大抄，不代表你抄了就是对的。汪晖抄袭这件事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难道还能有什么别的结论吗？最惊奇的是，他居然说“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到底是“学术界”还是自己来澄清。难道他像黎强一样已经请好辩护律师了吗？
最最搞笑的是，钱理群居然立刻就跳出来为汪晖辩护了。国内的学术界生态怎么都这么有趣呢。

对谷歌退出和Health-care Reform的短评

1，对谷歌中国退出大陆的动机和行为本身我没有评论。作为google reader, book和scholar的固定用户，我当然以为这是极大的遗憾。这几天来，在各论坛，BBS，博客群和微博，加入评论的网友立刻分成黑白分明的两个阵营。google的退出空前加剧了中国网民在舆论(public opinion)上的分裂。其直接表现为，如果你要对这个事件做评论，几乎必须要在汉奸走狗和“五毛党”两种立场中作出选择。由于中国互联网本身的审查和过滤，又会使不支持google的舆论在主流媒体上占优。因此我的判断是，在短期内，这可能会促使部分原先对这件事“无关痛痒”的网友（所谓网络“沉默的大多数”）转向更加同情政府的立场。

2，奥巴马的Health-care Reform尚未尘埃落定，共和党已经决定血战到底。在一年的马拉松后，至此Health-care Bill 已经完全荒腔走板。它不仅不是大多数人想要的，甚至与当初奥巴马的计划也相差10万8千里。它需要在国会通过的唯一原因是总统需要它通过。几乎可以负责任的说，Health-care Reform已经是一个purely political move. 尽管我强烈怀疑，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会证明这个move带给民主党的伤害远大于收益。主流媒体正在讨论的94年一幕会不会重演，并非没有道理。
从经济结果来说，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项法案的实施会进一步加剧联邦政府财政恶化的状况。不要相信CBO的所谓节约开支减少赤字的估算。第一，正如WSJ上周的分析说的，实际实施过程的行政成本将远超预期。第二，我不相信奥巴马有勇气和能力对中产阶级大幅度征税（特别是如果民主党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大败的话）。事实上，美国的联邦财政体系已经走向实质破产，而这项健保改革法案无疑将加速其进程。从长期来看，最终的效果是加速美元泡沫化的进程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而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们），无疑会是这一进程最直接的受害者。

重庆网络实名这个事情

重庆启动网络实名制这个事情，这两天，很多朋友可能会想，这下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当然出台这个政策也不算什么意外。有点意外的是，与前一阵子在“打黑”高峰，特别是“李庄”案前后媒体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致的声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媒体竟然是波澜不惊。媒体和知识分子在“打黑”运动中的激烈反应和现在在“实名制”政策面前的温柔的沉默，这两件事加在一起才是有趣的。
撇开重庆官办媒体的狗摇尾巴不论，大概没有谁会真以为薄书记志在改革，成为推动体制前进的一条鲇鱼。薄书记的两手铁腕，不过是在威权之外加上民粹，并没有任何新的东西。然而，这简单的三板斧，却不仅搞定了民意，也令得一批以民主和改革为诉求的知识分子进退失据，进而丧失理智，配合着演了一出“知识分子和黑势力”的闹剧。近年来第一次，在“天涯”，“凯迪”这样的论坛上，批评和支持政府的声音占到了五五开。
如果没有先前的“打黑”，网络实名制这件事就会被放到聚光灯下重新检验。而现在，薄书记藉“打黑”获得了威权手腕的合法性，再顺理成章，反过头来强化这种铁腕。这种思路从早间处理出租汽车司机的罢运事件中已可见端倪。所谓唱红打黑，无非只是手段，背后的目的无非是八个字：“发动群众，争取群众”而已。怎么会有像老贺这么愚蠢的人，每天在博客上提醒人们“警惕文革”呢？难道薄书记是想让中国回到30多年前吗？这样做对他有任何一丁点好处吗？
尽管从价值观上说，我对于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媒体辩论中所强调的那些原则“司法人权，程序正义”抱有十分的同情，但我的看法是，他们在策略上从一开始就几乎是在自掘坟墓。重庆“打黑”，原本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被政治化的司法问题。怎么能够把在西方成熟的民主社会形成共识的司法正义的原则问题，当作批判的武器，而直接用于中国这样一个高度威权化，层化和腐败的社会呢？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最大误区在于定位的不清：他们始终在“启蒙者”和民众的代言人这两者之间徘徊不定。更有甚者，他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因为自己与官方立场的向左，所以民众的支持就在自己这边。不要忘记了，共产党就是靠发动群众起家的！而群众永远是愚蠢，无知和残酷的乌合之众，永远是把面包和牛肉排在正义前头的！这也就是郎咸平为什么有底气说他辩论的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在这样的前提下，知识分子不能对底层民众的生存忧患作出有意义的反应，反倒是学着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一般去辩论“程序正义”的问题，去讲什么李庄的不自由就是我们的不自由，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吗？
综上所述，从前一阵“打黑”期间的失（去理）智，到目前面对网络实名制的失语，我看到了一个刻舟求剑的自由主义知识界。不是薄书记太厉害，而是我们太天真。人家那边都轻舟已过万重山了，我们还在以为靠背诵美国人的宪法就万事OK。这是一个卡通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共有产权房

这则新闻很有意思：

江苏淮安推政府市民共有产权房 9万买两室一厅

江苏淮安首推共有产权住房获部委官员肯定

据淮安市副市长刘友超介绍，2007年淮安为解决经适房“有限产权”界限不清，退出机制难以操作的问题及带来的弊端，推出了以出让土地共有产权房代替划拨土地经适房，并于当年3月正式发文实施了购房家庭与政府7∶3和5∶5的两种产权比例，9月份向第一批拆迁安置家庭供应并颁发《产权证》。2008年开始向非拆迁安置家庭供应，建立了“住房保障基金”专项用于建设回购及承担政府产权部分。

半开玩笑说，看到这个新闻，我脑海里一闪而过两个名字：Fannie Mae和Freddie Mac。不过我马上意识到淮安市的这个动作和“两房”对住房信贷市场的推波助澜有本质的区别。淮安市的这个做法，只是一种转移支付。

然后我脑海里又一闪而过前两天温总理关于房价的谈话。两个问题是：

1，为什么房地产的宏观调控这件事情，一直是中央政府在做，而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现在出来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则一直是地方政府在管？

2，如果地方政府说，我把土地收益的一部分拿出来建廉租房，保证解决最贫困的20%-30%人口的住房问题，中央是不是可以撒手不管，任由商品房的价格如火箭般上升了？

3/16

去年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之际，芝加哥大学的法马(E.Fama)退订了《经济学家》杂志，因为他讨厌其中社论的调调。
又据说，前总统切尼，每次“出巡”都要求下榻酒店，在他进入房间之前把频道调到Fox News。因为他受不了NBC或CNN的调调。
这让我看到在对待不同的声音，对立的观点时，人性的弱点常常暴露无余。也许法马和切尼是颇极端的例子。最近奥巴马不也是饱受批评，认为他被“芝加哥四人帮”包围而听不进别的声音？好在，今天刚看到消息说奥巴马会上明天Foxnews的晚间新闻专访，就healthcare reform bill接受访问。
聪明的政府，越是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越是能见微知著，主动创造外部监督和质疑的条件。能够倾听不同的声音，允许“忠诚的反对者”的存在，绝对是有利于社会和政权稳定的事情。

两则

两篇短文。
一是黄炎培先生的公子黄方毅写的《黄炎培百年前赴世博》。其中谈到黄在美国会见老福特和爱迪生等人的情形。黄老写到，“美政府在世博会前宣布，为纪念爱迪生发明电灯36周年，将十月二十一日定为“爱迪生日”。爱迪生从报童开始奋发成才，发明电器技术九百项，在美国民众中声望极高，人们争先恐后来到新泽西,排起长队,争睹这位大科学家。黄日记中写道：“美人争欲附以一见，谓见君且荣于见大总统万万”（日记一九一五年六月八日）。”

第二则，是在“两会”期间，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展望2012年中国高铁网络的发展，将形成8小时的省会圈。

阅读关键词是：技术，发展，创造和社会生活。相比较于社会热点事件，我对这种经济技术所带来的长时段变化更感兴趣。

90后

我生于70年代的末尾。我们这一代人从很小的时候，就为这样一种社会舆情所笼罩着：你们这些独生子女啊，从小都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娇生惯养，好吃懒做，这样下去长大肯定没有出息。我自己并没有受到这种批评的太多关照，这里说的是一个社会现象：对一个群体或者说一代人的批评。

10年以前，媒体开始褒贬“80后”，这让我有点幸灾乐祸。对第一代独生子女们的批评，最多是不求上进。到了80后，就变成“离经叛道”了。而现在，“离经叛道”的80后可以松口气了，因为一些所谓的“90后”少年，正在以“人神共愤”的表现接过他们的火炬，成为一些长辈的出气筒。

其实那些曾有的口舌所指，无非是上课开个小差啊，作业不好好做啊（比如规定抄课文你少抄一段），喜欢跑个电子游戏厅或者网吧猫半天啊，或者是，喜欢SHE或郭敬明。在我看来，好吃懒做是普遍的人性，而喜欢某个明星也是一个社会正常价值观的表现。哪一天这个社会的青少年开始人手一册《论语》或者《通向奴役之路》，我肯定要想方设法逃离这个社会：这太不正常了。

我们这个社会的公开的道德，有一种压抑个人自由的成分。之所以说是公开的道德，是因为掌握着话语权的人，喜欢教育下一代怎么做，可事实上这些事情他们自己大多做不到。这就形成了一种很滑稽的情景：一方面是很高调的道德在实践中被当成狗屁，另一方面是赞同相对低调的道德的人被骂得狗血喷头。

慈溪职高的那个视频，我看到了，并不觉得有一些舆论批评得那么严重。唯一不妥的是，这是在学校课间，可能对别人有骚扰。这是一群少男少女的性游戏，仅此而已。当然，要搁到80年代，这叫做“聚众淫乱”，是足够叛无期的。（参见李银河老师的《性的问题》）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进步，而不是倒退。进一步说，即便不仅是性游戏，而是性行为，对于16，7岁的高中生来讲，也是正常的事情。这是他们的权利。去谴责这种事情，在我看来就象谴责雨水从天而降，苹果往地上掉那样荒谬。

最后一点是，对于这种无的放矢的代际批评，我的个人态度是宽容不宽容。在我20岁的时候，对于蔚兰式或万峰式的老古董言论会很反感。今天则不。每一种偏见背后都有它的社会根源，而偏见本身并不能够冒犯我。

私人提供公共品又何妨？

【本文刊于《瞭望·东方》2009年19期。只是为了普及“常识”。】

不知从何时开始流行起这样一种“常识”，所谓“公共品”（Public Goods）就是能够提供公益的产品。在此基础上进而许多人士相信，由于经济学家们说市场机制不能有效提供公共品，表明市场不能兼顾公益，个人利益与公益存在冲突，所以政府接管公共品生产是回归公益之举。这实在是莫大的误识，既不清楚什么是公共品，更不理解如何提供公共品。

首先是公共品的定义问题。尽管哪怕对于职业经济学家来说，公共品的划分也是相当易于混淆的事情，但是在此应当澄清两点。其一公共品绝对不是“公益品”。能够提高公益的商品何其之多，当年的蒸汽机、如今的电子计算机，都极大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难道我们将这些产品都视为公共品？反过来说，也不是所有公共品都能真正地增进公益，公共工程、政府机构建筑这些都是典型的公共品，但百米高的孔子像、豪华赛过白宫的县政府大楼又怎样改善了社会福利？其二，“公共”两字绝对不意味着公共品就是政府提供的产品，相反政府提供的产品范围有可能要远远大于公共品。

什么才是公共品？理论上讲，“公共品”的定义通常取决于两个性质：供给是否具有竞争性；消费是否具有排他性。所谓“竞争性”，指的是某种产品增加一个人使用，产品供给的额外成本就要有所增加；所谓“排他性”，指的是我购买的产品就是我的，除非经过我的允许，他人都没有权利享用。具有“竞争性”的产品，人们通常有激励去生产，因为额外的成本会带来额外的收益，只要产品能卖得出去；具有“排他性”的产品，人们有激励去享有，因为权利界定清晰，个人对于产品的使用能够得到保障。因此日常生活中许多产品两样性质兼备，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私人产品。但与此同时还有不少产品并不一定具有这些性质：有些产品具有“竞争性”，但是缺乏“排他性”，公海中的天然资源就属于这类产品；有些产品具有“排他性”，但是没有“竞争性”，有线电视这样的产品就属于这一类；还有就是既无“竞争性”亦无“排他性”的产品，最典型的产品就是国防。通常经济学家含糊其辞的公共品是一种广义上的说法，指的就是除了私人产品外的其他三类产品。

如此的划分也许从理论上看是清楚的，实践中却非常复杂。因为用于定义公共品的这两个性质会随着产品的供给和消费的数量而改变，许多产品只是在正常使用的限度内才是公共品。例如，公共教育如果供给和需求相一致的话，可以属于公共品。但通常情况是基础教育的供给会大大低于需求，那么如果负担额外学生就需要更高的成本。因为一个班级学生越多，孩子们听课的效果会越差。这样公共教育就不再是公共品了。同样医疗卫生也是如此，血库、精子库、流行疫病防治等可以算作公共品，但更多的个人医疗其实是私人产品——医生为每一个病人治病都是有成本的。这样我们就应该清楚，公共品与普通人所理解的民生工程并不是一回事。

公共品的定义已经如此困难，公共品的供给就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首先对于那些没有“排他性”但具有“竞争性”的商品来说，事实上不存在谁来供给的问题。因为这类产品的生产其实是有成本的，但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使用时常常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所以经济学上这类产品严格来说并不属于公共品，而是“公共财”（Common Property Rights）。公海资源、自然风光、集体所有的山林牧场等等都是公共财产。对于这类产品来说，重要的不是由谁来供给，而是究竟谁才能够对这类产品担负使用的成本、获得使用的收益。

这样从供给角度而言，只有非竞争性才是公共品的关键。而经济学家们主张公共品应当由政府来供应，也正是出于这一理由。因为产品供给的非竞争性可能意味着生产者付出的代价无法得到合理回报。以典型的公路建设为例，道路修建是需要极大投入的，然而一旦道路建成，谁应当为使用道路付费？只要在公路使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多一个人少一个人行走，都不会产生额外的成本。既然没有造成任何成本，行路人为何要付费？

由于出现成本和收益之间严重的分离，依照传统经济理论的解释，个人没有提供公共品的激励。像道路桥梁这样的基础设施，是人们生活所必需。但是我个人从这些设施中获得的利益并不是取决于我自己为道路桥梁建设付出了多少。这样，就产生了著名的“搭便车”（free ride）问题：让自己捞好处，让别人付出代价。如果人人都这么想，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愿意提供公共品，造成公共品严重短缺。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让我们来看之前提及的那类具有“排他性”、没有“竞争性”的商品。只需凭借常识就会发现，这类商品不仅有私人愿意提供，而且供给还相当丰富。有线电视、小区绿化以及游泳池等等都属于这类产品，这类商品通常被称为“俱乐部”产品。其实，只要提供的产品能够排他性地供特定消费者使用，像有线电视频道经过加密不能随意观看那样，就可以将产品生产的成本与特定的消费者挂钩，从而获得报酬。所以绝大多数俱乐部产品都是私人或者社区团体提供的。

不过更多的经济学家会指出，那类既无“竞争性”亦无“排他性”的产品只能由政府来供给。初看起来似乎确实如此，军队和环境保护就是典型。国家安全、洁净的水资源以及清新的空气等等产品关乎国计民生，并且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可能由私人来提供。所以当年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政府有三项职能：国防、司法和公共工程。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下去就会发现传统理论的问题所在，由政府来提供公共品并没有解决公共品供给的根本困难：非竞争性。政府之所以能够提供公共品只是因为其拥有一项特殊的赋税权。正是因为只有政府能够征税，其才能够通过税收的方式强制将成本和收益结合在一起。由政府来修建道路并不是说私人不需要付费，而是在征税过程中就已经强制付费了。既然如此，政府来提供公共品就并不意味着公共品难题已经解决，“搭便车”问题不再存在。相反，由于政府的公共品供给所依赖的是非市场权力，其效率性就不得不怀疑。让政府来提供公共品，是否会导致国有垄断企业那种严重的效率损失；由政府对生产公共品的企业进行补贴，是否会造成暗箱操作、寻租行为；政府权力对公共品供给的控制，是否会在更大程度上扭曲市场竞争机制？

所以政府提供公共品并不是没有问题的。让我们回过头来想想，难道私人真的无法有效供给公共品吗？

最早使得公共品由政府供给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的，是那本畅销全球的《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他当年使用“灯塔”这个例子作为公共品的典型，时至今日在其他的美国经济学教科书中仍然可以找到这个例子。但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Ronald H. Coase）早在1974年就指出，自19世纪以来英国沿海的灯塔都是私人建设的。现实生活中由私人提供公共品的例子不胜枚举：英国的皇家救生艇协会、互联网搜索引擎、宗教建筑以及伟大的艺术品等等皆是。

虽然传统经济理论无法处理公共品供给的难题，但是根据当前演化博弈理论的观点，私人提供公共品并非不可解决的困难，而且私人供给不存在政府供给所难以保证的效率困境。因为“非竞争性”很多时候只是从短期意义上而言。仍然是修建道路的例子，其实从长期来看谁都知道出资修路的好处，只是短期内存在“搭便车”的诱惑使得人们不愿为公共品付费。所以只要权利界定清晰、有明确的规则可依循、并且出资修建道路的个人的利益回报在一定期限内能够得到保障，那么私人就会有提供公共品的激励。

也许有人会说，依据我国目前的情况，这种私人提供公共品的条件并不成熟。那么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如何确保政府供给公共品的效率？

如果我们承认市场是目前人力所能及的最有效率的机制，那么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当由政府来提供公共品时将其作为一名普通厂商而不是资源垄断者来对待。这就意味着一要对政府供应公共品进行有效的市场监管，二要允许公共品供给上的私人竞争介入。公共品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商品，只有市场竞争而不是政府权力才能使其促进公益。

而目前我们对于公共品的最大误解，就在于将其与私人利益对立起来。公共品由谁来提供，与公益、民生并没有任何冲突。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政府提供公共品都只是无奈之举、次优选择。反之，保障一套良序规则能够促使私人具有供应公共品的激励，参与到公共品供给的竞争中来，市场将变得更有效率，社会福利也会进一步改进。这才是真正的回归公益之举。

供给才能创造需求

【本文将刊于《周末画报》541期。名字当然不是这样。可是话说回来，当年凯恩斯及其追随者为了破坏古典经济学体系，不惜扭曲玷污萨伊的理论，这个手段也太恶劣了一些。】

近几月来中国经济利好消息不断。房地产业量价双回升，股市站上了2500点大关，而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包括汽车销量、民航经营、企业家信心等一系列数据也表明中国经济出现企稳回暖迹象。特别是反映经济扩张收缩的PMI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更是达到了52.4，表明我国制造业经济总体趋向扩张的势头。

也许街头巷尾的百姓言谈要比中央数据更有说服力，自从去年10月开始“金融危机”就成了大众流行语，连卖水果的都贴出“因金融危机大减价”的牌子。而如今大家好像还没有怎么经历金融海啸的大风大浪就挺了过来。就连修自行车的师傅都说：“哪里有什么金融危机，大家不是照吃照喝，炒股买房，照样花钱嘛。”

毫无疑问，目前的中国经济回暖与自去年年底开始实施的一系列刺激内需的经济政策有莫大关系，第一季度众多宏观经济指标回升也表明前一轮刺激内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实效。面对这样良好的势态，甚至国内外有专家开始预言中国经济年底将会复苏，而众多学者也开始热议第二轮新经济刺激方案。

但是当我们仍在憧憬进一步刺激消费的时候，笔者则认为现在是该反思“萨伊定律”的时候了。

当金融风暴席卷全球而众经济学家又苦无良方时，我们求诸众多先贤，希望他们的理论能够拯救世界。于是乎有人重提马克思，有人再举弗里德曼，有人力主奥地利学派，更多人则又一次抬出了凯恩斯。然而似乎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萨伊，法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萨伊身处18至19世纪之交的动荡年代，他见证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经历了拿破仑政权时代，亲身体会了法国工业革命的兴起。在王政复辟时代的法兰西，“政治经济学”是一个邪恶如毒蛇般的词汇，而萨伊正是在这样的压制环境下成为法国第一个经济学讲席教授，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为学生公开授课。他撰写的杰作《政治经济学概论》在三十年间一直是美国哈佛大学等高校的标准教科书。

与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相比，萨伊对当时工商界有着更深刻的切身体验。斯密尽管与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私交甚笃，但他毕竟是一个学者。而萨伊年轻时就经过商，拿破仑称帝后更是因为在财政金融政策上与其发生抵牾而被迫离开巴黎从事制造业十年。在这样的背景下，萨伊对于财富生产的认识不只是局限于理论，而是具备更多的实践经验。正因为如此，他提出了后来被称为“萨伊定律”的市场法则。

如今被大众接受下来的“萨伊定律”，也就是所谓“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是来自凯恩斯的版本。经过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盖棺定论，“萨伊定律”被当作古典经济学的象征而埋进了故纸堆中。供给不可能创造需求，产品生产出来不可能就销售一空，否则怎么解释困扰厂商的存货问题。相反，有需求才有供给，因此一国经济需求是最重要的，需求决定国民收入。所有这些似乎都成为了一种“常识”，当下的经济刺激方案，不就是这一“常识”的证明吗？无怪乎我们早已将“萨伊定律”遗忘。

还是让我们看看萨伊本人的版本：“值得注意的是，一种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一般地说，生产者在完成他的产品的最后一道加工后，总是急于把产品卖去。因为他害怕产品在自己手中会丧失价值。此外他同样急于把出卖产品所得的货币花去，因为货币的价值也易于毁灭。但想要摆脱手中的货币，唯一可用的方法就是拿它买东西。所以，单单一种产品的生产，就给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

这段话直观上很容易明白：厂商生产了产品后就会产生对其他产品的需求。我们每个人不就是拿到工资后就想着如何花钱吗？但是如果再仔细思考就会觉得颇为费解，萨伊究竟表达什么意思呢？

要理解萨伊定律，我们只需结合奥地利学派所强调的商业周期理论。奥派著名学者熊彼特曾指出，现代经济运行中存在着“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阶段，形成了一种周期性的运动。而产生周期性运动的原因，则在于企业家。“企业家”这个词正是萨伊理论中的核心概念。

当年萨伊著作的英译者对法语entrepreneur的意思颇感头疼，考虑再三后才翻译为“冒险家”。“冒险”是企业家的特征，熊彼特称之为“创新”。总的说来，“创新”包涵两层意思，一是新技术的应用，二是寻找新需求。

一个社会经济的繁荣衰退，皆源于企业家的“冒险”：寻找新的产品、以新的技术生产产品、开辟新产品的市场等等。一流的企业家会创造需求，二流的企业家则只是迎合需求。当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减弱，或者用熊彼特的话来说创新减弱时，过度迎合消费需求导致一个市场中投入过剩，生产结构扭曲，进而市场萎缩，经济进入萧条期。

因此“冒险”精神改变的，是社会经济的生产结构。这就是“萨伊定律”真正的含义：生产结构影响经济周期。商业周期的根源在生产领域而非消费领域，需求不足根源于产品供给存在问题，信心不足是对供给的信心不足，人们不敢花钱是由于对未来收入的怀疑。

如果要用现代经济指标来解释“萨伊定律”的话，其实很简单：我们用生产指数还是用消费指数来评价一国经济增长？

就目前的经济形势来说，如果我们承认此次金融危机是自1929年大危机之后又一次全球性经济衰退期开始的标志，那么以拉动内需为主导的凯恩斯模式政策虽然在短期内确实能够缓减阵痛，但长期来看终究还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上个世纪长达50年之久的凯恩斯政策的失败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对于世界各国政府来说，刺激消费并不是最为困难的，当代经济体拥有各式各样改变需求的技术。泛滥的金融衍生产品创新就是一种变相改变消费者未来预期、提升消费者信心的手段。虚假的生产创造虚假的需求，层出不穷的需求激励致使依据各种经济长波理论来说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应出现的经济衰退期被一再推迟。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使得隐藏在当代生产结构深层的问题不仅被掩盖，而且迫使误导的资源配置方式逐渐由一国扩散到整个世界。到最后一旦需求泡沫崩溃，也就必然会迅速波及整个世界。

所以当前最为困难的是如何改变各国已经严重扭曲的生产结构。奥巴马政府推行的新能源产业革命的国家发展战略应该说是颇有远见的。对于我国政府来说，当信心指数逐步恢复之时经济政策的中心应该从消费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不是考虑如何消费已经过剩的产品而是考虑为何这些产品会过剩；不是强调投资的数量而是强调投资的方向；不是强制消费者消费而是有效提升消费者收入。否则此次的经济回暖就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非“春暖花开”，毕竟生产结构性失调才是一国经济整体扰动的根本原因。要真正走出经济困境，还是让我们深思当年萨伊说过的话：“激励生产是贤明的政策，鼓励消费是拙劣的政策。”

谁说公共品就应该是政府供给？？

看到新医改实施方案。这种大方向的东西明眼人都知道，没有具体实施细则出台，都是空话大话。倒是接下来那些专家评论，让人真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有一点要佩服一下，我起了一个早，还没把方案全文看完。专家评论就已经满天飞了。这些“专家”写文章可真跟腹泻似的，大清早就稀里哗啦那么多。

其他不说，反正我不是搞卫生经济学的，这么专业化的东西也搞不来。但就说一点，大家似乎都热衷于这一点：终于把医疗当作公共品了！

把医疗定性为公共品并不算什么，只要以后不要把跟个人身体有关的所有东西都典当出去当公共品就行。关键是后面的推论：因为医疗是公共品，所以就应该由政府管。更有甚者，终于让医疗卫生摆脱市场的魔掌了（当然原话不是这样，不过意思也差不多了），政府接管医疗，是回归公益之举。

这是什么XX逻辑！对于恬不知耻说这样的话的人，我愿意自费15块钱，送你一只草泥马。

翻开任何一本经济学基础教科书。看看究竟什么是公共品。公共品的哪条属性规定，只有政府才能供给公共品？

进一步，谁能给我经验数据，证明政府供给公共品是有效率的，证明政府供给公共品社会福利有所增进，证明政府比市场更公益？

有人说英国医疗是政府供给的。没错。但是，英国的国家血库血液供应是谁供给的？全海岸线灯塔建设是谁供给的？皇家救生艇协会救助服务是谁供给的？

公共品应当由政府供给。造成这种常识性误解的责任也许真的要算在经济学家头上，算在那个苏联间谍庇古开创的经济学传统头上。由政府提供公共品，只能是无可奈何的次优选择。当经济学家说公共品应当由政府来提供的时候，我们真的已经背离斯密太远了。

天哪，原来苏联人派庇古做间谍的用意在这里啊。

托克维尔是从哪里学的经济学？附对前几篇帖子的简单评论

【说来惭愧，天扬同学稀里哗啦写了那么多，但是一直没有回应。杂务缠身，实在是没有办法。就连自己一直要写的话题，也未能如愿。】
对于天扬论里根的立场，熟悉当年美国政策的人应该有一个大致判断，不必多言。可惜斯密当年论政府作用和他后来的实际做法也是相违背的。所以天扬同学大可不必激动。我说我是共和党的粉丝，也偏好里根，只不过就是因为当年他说：Keep the government out off your pockets!确实他的减税承诺也做到了。所以在这一点上，也仅仅在这一点上，减税和弱化政府干预挂上了钩，所以就成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英雄。
当然这不是没有代价的，说涸泽而渔可能过了些，但也有道理。不过，理想的古典自由主义如何在无情的现实中能生存呢？然而就因为如此而抛弃古典自由主义理想又是对的吗？
至于薛和陈的说法，跟我最近遇到的事有相似之处。这种评论问题的态度，开玩笑可以（我自己就这么做），当不得真。

天扬评AIG，具体时政上，天扬是专家，我插不得嘴。不过对于汇源果汁，天扬同学应该把这件事和天朝电视台的另一则新闻合在一起看：五矿集团收购案被否决涉嫌贸易保护主义。同样的事件，截然相反的态度。也许天扬的意图在于政府台面上的作为，而我跟关心背后的意图：原来果汁也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

狼咸平的“阴谋论”，不关心。不过最近这家伙四处找热点，可惜都没有造成太大声势啊。

最后，刚才偶然看到新任《读书》执行编辑王焱先生去年的一次讲座，题为“苏格兰学派与法国古典社会思想——兼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王焱先生是托克维尔专家，偏偏托克维尔也是我最喜欢的大人物之一。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苏格兰传统和法国古典自由主义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王焱先生论苏格兰传统部分暂且存疑。但是至于托克维尔，我就想说一点：托克维尔从哪里学的经济学。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有不少关于民主资本主义的观点，非常有意思的是其中不乏斯密主义的观点。我们要知道，在托克维尔去美国考察监狱制度的路上，他随身带着一本《政治经济学概论》。而这本书是萨伊写的。至于萨伊，我认为是比李嘉图加上马尔萨斯还要伟大的经济学家，真正斯密思想的传人。所以，认识托克维尔和苏格兰传统之间的联系，这也是一个常识。

郎咸平论高盛的一篇文章

如下：

高盛才是金融海啸背后操纵人

以前只晓得Rubin和花旗的关系：那是他从财长卸任以后了。看到郎的文章后专门查了一下，Rubin在高盛任职26年，做到副总裁和首席运营官。

from wiki:
Rubin began his career as an attorney at the firm of Cleary, Gottlieb, Steen & Hamilton in New York City. He joined Goldman Sachs in 1966 as an associate in the risk arbitrage department [5]. Rubin proved his skills at the intricate art of investing his firm's capital in high-reward arbitrage opportunities and became a general partner in 1971. He joined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in 1980 along with fellow Democrat Jon Corzine, later a U.S. senator and governor of New Jersey. Rubin was Vice Chairman and Co-Chief Operating Officer from 1987 to 1990.

这篇文章其实不算咳人。关于雷曼倒闭背后的阴谋论已经传了很久了。郎咸平基本上是把公开的信息集中了一下。我并不同意他的中心观点：经济危机的根源或推手是高盛。不过文章涉及的基本事实是准确的。

AIG: follow up

两则后续的新闻/

Obama Dials Down Wall Street Criticism

AIG Employees Will Return About $50 Million of Bonuses

AIG奖金事件/可口可乐收购案

这一周有两件事情被大书特书。一是AIG高管的奖金事件。二是中国商务部否决了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案子。虽然是一美一中两件不相关的事，却凸现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在今天全球经济的背景下，政府应该如何介入经济生活。
对于这两个事情，正面和反面的意见吵得不亦乐乎，似乎都有充分的理由。我就不再狗尾续貂，只是零散地谈点随感。

1， 奥巴马需要好判断。

AIG高管的奖金问题还在发酵。在短短一周时间内，奥巴马接连受到了美国最有权势，同时也是最无耻的两大集团：华尔街和国会的挑战。如果说，AIG所谓按照预定合约向高管发放奖金尚在奥巴马班底的掌控之中，斜刺里杀出的这个由民主党大佬主导的劫富法案，就有点把局势导向失控了。
这并不是说，国会立法把华尔街高管的奖金“抢”回来，这在技术上不可行或不合法。考虑到AIG和花旗都变成了国企，它们的高级经理们也摇身一变成了国企高管，我不认这样做在法律技术层面有任何障碍。无论是华尔街还是最高法院（假设有涉及到它的可能），都绝无勇气在这个时刻挑战全体美国人的认知。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靠行政或立法把高管的薪酬限制在25万以下，几乎是种自杀行为。吊诡之处在于，虽然正是在这些高管手上，华尔街的金融巨头蒙受巨额损失而濒临破产，但是在短时期内，美国政府不可能找到一批称职的管理者来替代他们。给定问题资产的复杂性，可能恰恰只有这同一批人，才能最有效率的挽回和减少损失。
这也就是为什么自AIG奖金事件公诸媒体后，来自于奥巴马内阁的行动仅限于言词，而且比起国会的议员大佬们要温和得多。奥巴马的选择不多，但处置甚为得体。在经济政策上，奥巴马越来越体现出温和的务实派特点，不为两党的极端意识形态所左右。从目前披露的新闻来看，其内阁在事前已经知晓AIG的高管奖金发放方案。低调的处理方式在事实上默认了AIG高层的行为，同时又不忘在公开的媒上用美国精神和道德观来敲打一下华尔街，让他们不要走得太远。
正因如此，国会众院的新法案，有可能使先前已经在华府和华尔街之间形成的微妙平衡急转直下。这也再次凸现出，奥巴马政府在国会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于共和党，而是来自于民主党本身。给定目前参议院两党的比例，我们很难期望该法案会在参院搁浅。而要奥巴马使用总统职权否决该法案更是几乎不可能的选项。我个人的看法，目前能够争取的最好结果，是参院对该法案进行修改，改变某些激进条款，明确该法案有效的年限，通过后送回众院重新表决。
在这场大危机中，总统注定成了国会和华尔街之间的三明治夹心。奥巴马需要更好的判断，以及征服两大权势集团的更多手段。

2， 商务部需要一套成熟规则

商务部否决可口可乐收购汇源，难免让人联想到2005年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失败的经历。当时，美国国会还正儿八经地通过了一个反对收购的法案，理由是比反市场垄断更为扯淡的“危害国家安全”。从这个结果来看，中国商务部没有依样画瓢，建议启动对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危害性调查，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这是说笑话。事实上，作为国内援引反垄断法裁定商业并购的第一案，其背后的理据并不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可口可乐和汇源均在第一时间表示理解和接受商务部的决定并不在继续申诉。从去年9月份至今，汇源在H股市场的股价一降再降，而可口可乐受到全球危机的冲击， 其第四季度的营收亦大幅锐减（参见《商业周刊》）。在这种背景下，商务部否决可口可乐汇源的并购案，究竟是基于反市场垄断和保护国内产业的单方面考虑，还是在有关交易方沟通斡旋下达成的一种默契，我们并不得而知。
撇开个案的意义不谈，该决定为今后外资的商业并购案建立了前例。其积极意义在于，在今后全球化资本运作和产业并购重组的大背景中，中国开始不满足于作规则的接受者和游戏的跟随者，而是更积极地加入制定乃至主导游戏的规则。这对于中国国内产业的发展和国际间经济力量的平衡都具有正面的意义。

里根是自由主义的英雄吗？

针对奥巴马的经济刺激方案，薛兆丰博士和所谓“铅笔经济研究社”的某些人有些看法。
这些文字让我觉得颇为讶异。因为它们看上去不是在对这个方案本身进行分析和批评，而是咬牙切齿地诅咒和如丧考妣般哀号。在我看来，这种情绪不大对头。不希望给别人扣帽子，我先把其中的一些话贴在下面，然后说明他们为什么不对头。

薛兆丰说，

“奥巴马像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也令我更加想念里根和铁娘子。大家可以到Youtube上找找他们与对手短兵相接的精彩片段。绷得紧紧的文章写累了，今天还有谁能赠奥巴马两句让世界哄然大笑？

我想让完全听不懂英文的朋友感受一下他俩的风采。在里根的片段里，其中一个新闻记者问里根“你说历史有责任，你说国会有责任，那你自己有责任吗？”里根接过来就答：“有的，我曾经做过很多年的民主党人。”倒数第二个笑话，则是事前准备好的，但令人屡笑不止：“前苏联，上级领导视察收成，问收成怎样，工人说收成好极了，土豆怎样，土豆吗，这么说吧，要是所有土豆堆成一堆，那么它的顶部会碰到上帝的脚尖，领导脸一沉，说这是苏联，苏联没有上帝，工人回答，不要紧，反正也没有土豆。”


陈青蓝说，
“
是的，厌恶！因为奥巴马正在用迷人的修辞说服台下的绅士们为一项总额为7850亿美元的盗窃和抢劫方案投赞成票。如簧的巧舌成了邪恶的工具，让我想起一部好莱坞电影《魔鬼辩护士》。

美利坚，自由的圣地，什么时候堕落到这种境地了呢？难道所谓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就那么有吸引力？ 难道忘了20年前里根所说的话“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就算是看不上里根这个粗鄙的保守派。那么左派克林顿总统说的“大政府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们也假装没听说过吗？

1989年1月11日，里根说完“再见！上帝保佑美国！”之后走下台阶，然而此后20年，他并没有离开。但时光到了今天，这位老人不得不真的说再见了，因为另一个魅力四射的“魔鬼辩护士”已经赢得了万众欢呼，对他们来说，里根这个词太老套了，就像自由和市场一样老套，而他们要的是Change”.






这些话于我似曾相识，耳熟能详。去年大选年收看了十几场共和党候选人的总统辩论，“高举里根主义的伟大旗帜”是每场的重头戏。前不久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改选，《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调侃说，候选人辩论来辩论去，主题无外是两个，“谁有更多的私人枪支”和“谁更爱里根”。

奇怪吗？至少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去年的整场大选，我一直盼着老英雄麦凯恩创造奇迹的。选举日当晚，看着印第安纳，俄亥俄和宾州的选票接二连三早早地开出来，情绪实在好不起来。可是回过头来，只有四个字的老生常谈，“情理之中”。共和党的惨败，不是因为对手太强大，也不是因为选民太感情用事。民众给了共和党至少八年的机会，他们把一切彻底搞砸。今天，历史性的惨败是对共和党的惩罚，民主政治就是这么残酷。

我想对薛，陈二位说的是，你不是共和党党员，也不是保守主义的铁杆选民。上面那些话，更适合到RNC的全国大会上去说。如果你不满意奥巴马的经济政策，这完全ok,拿出你的分析和论据来。克鲁格曼不是也开始讨伐奥巴马了么？“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民主党人”，这种充满党性的人身攻击有什么意义？大概数遍全美国的经济系，也只有George Mason毕业的博士能说出这种话来。至于拿长相和肤色作文章，则如同小孩子过家家，显得既幼稚且无聊了。


无可否认，里根是美国现代历史上很成功甚至伟大的总统。可是，从上面两位对里根的评论来看，我很怀疑他们是否对里根任内的政策有所了解。准确的说，大政府时代就是从里根任内开始的。约翰逊总统大张旗鼓的“伟大社会”计划，还赶不上“星球大战”的一个零头。里根八年任期内持续的减税和扩大联邦财政支出，其直接后果是使美国的财政赤字超过了历任总统累积的总合。这就是为什么老布什违背read my lips的竞选承诺，被迫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征税。里根任内留下的赤字，一直到克林顿第二个任期，才借助更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和IT经济热潮把它抹平。而小布什的经济政策，简单说就是里根的变本加厉：继续在减税的同时大幅增加在军事和国内其他项目上的支出。结果不用重复了，今天美国赤字和累计债务是一个天文数字。从资产平衡表来说，美国已经处在实质破产的状态。

难道，追究不负责任的扩张性支出的根源，可以不检讨里根加小布什十六年的任期，而要怪罪到上任只有两个月的新总统身上？

难道，一面靠减税讨好选民，另一面累积天文数字的政府开支，把负担留给后任政府和国外的债权持有人，这样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竟然变成了经济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精髓？难道从斯密，休谟，直到后来哈耶克，米塞斯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的开创者布坎南，不是一贯信奉“财政平衡”的原则么？难道，由巴罗率先研究开创的公共财政的“李嘉图等价”原理，不是新古典主义对公共财政和宏观经济的标准看法么？

为什么要一面把这些名字和名词挂在嘴边，却又对作为明显事实的硬币的另一面：共和党“涸泽而渔”的财政政策选择性失明呢。

从目前这两个月来看，奥巴马无非是继承和发扬了布什的经济政策。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如果不发生今天这样的经济危机，布什会减税和扩大支出，而奥巴马会增税和扩大支出。两党轮替的政治经济学的复杂指出在于，奥巴马今天能做什么，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意志；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布什给他留下了什么。这也是Alesina和Rosenthal在一系列关于政治周期(political business cycle)的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近几十年的公共政策演变的事实是，共和党总统上台不代表小政府，民主党总统上台不代表大政府。如果说小政府的时代真正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始作俑者就是里根。人们凭印象地认为，共和党偏右，推崇减税，所以推行的一定是自由化，小政府和鼓励竞争的经济政策。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完全有可能不靠税收而大幅增加支出。这是中国和日本为什么持有数量巨大的美国国债的原因所在，也是格林斯潘的利率为什么一降再降的根源所在。共和党内部的保守鹰派，搞起管制和保护主义来绝对不逊色与民主党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拜选举政治所赐，政客们为了讨好选民而不择手段。还是以去年的共和党总统初选为例，在政策立场上最靠近古典自由主义（libertarian）的是保罗和朱利安尼。而两人均在一开始就早早出局。

学者不可能也不必要做到政治立场的中立。但是，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还是就事论事，有理有据为好。否则就和政客没有区别了。

为什么我们怀疑市场？

【按：这篇严格来说不是回应天扬的帖子“同情是文明社会的基石”。相反这篇文字里用了天扬的观点。因为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我们分享着绝大多数的“庸见”。但是这篇文字是我在去年就想写而一直未写的，并且和下一个真正和天扬那篇帖子相关的“道德”话题联系紧密。因此就先写了这篇。我不同意天扬的观点在于：自律或者说一种道德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国人同情感的丧失可能和市场的缺失是同样的原因。我希望下一篇短文能说清楚。】

当奥巴马上台发表总统就职演说的时候，我突然听见一句如此熟悉的话：“市场创造财富、拓展自由的能力无可匹敌，但是这场危机提醒我们，如果没有监管，市场很可能就会失去控制。”回想起来，我之所以感到这句话似曾相似，也许是由于不久之前一位来复旦讲学的英国教授在他最后一次讲座上让同学们参与的一次问卷调查。

这份问卷中教授特意安排了两道题：一道题问的是关于网上购物的；另一道题则是关于当时的热点新闻——三鹿奶粉。

尽管是局限于听课学生内的小范围问卷调查，但是搜集上来的回答仍然让我们这位外国教授感到有些困惑：对于前一道题，绝大多数学生信任网上购物（可能要附带一些信誉保证之类的条件）；对于后一道题，则绝大多数学生不相信听任企业竞争能够使市场变好，市场应当受到管制和监督。

教授的困惑在于，在他看来网上销售和企业行为都属于市场竞争范畴，甚至网上贸易市场自由化程度更高，因此如果你支持网上购物，那么就应该支持现实市场中的企业竞争行为。

同学们的回答显然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民众共识，也就是全民总统奥巴马那句话的含义：我们喜爱市场，但是我们怀疑它可能干坏事。在饱尝着金融危机苦果的时刻，“市场需要监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识”。

人们怀疑市场也许出于这样一种担忧：放任自由的市场竞争会陷入混乱，从而导致灾难。换作经济学家们文绉绉的言辞来说，自由竞争市场会产生“市场失灵”。

理论上而言，“市场失灵”是一个矛盾。因为既然经济学家们承认市场竞争会带来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为何同样是自由竞争又会导致资源浪费呢？有人说，这是因为放任自由带来的结果：人人追求自身的利益以至于导致了社会利益的损失。然而事实上这是一个早已被启蒙思想家们解决的问题：放任自由绝不意味着放纵自己的贪欲，相反其意味着一种社会良序是如何可能的。

因为现实可行的自由是一个悖论，每个人都希望纵容自己，而当平等的个人相互交往时，他们发现唯有相互限制权利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增进自己的自由。大翻译家严复先生深明其理，所以当年将古典经济学第三代领袖小穆勒与其爱妻合著的最后一部杰作《论自由》译作《群己权界论》。

不过也有人是因为另一种忧虑而对市场持警惕态度：公平问题。是否自由竞争的市场无法兼顾效率与公平呢？在经济学界业内有一本很著名的小册子，叫《平等与效率》，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肯写的。他就认为“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社会面临着某种选择”。但是奥肯这一结论是基于结果平等的前提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过于强调收入上的平等分享，那么其必然会导致低效率。而市场要求的是在给予社会中每个人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理性竞争。因此，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当然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

然而这些论调似乎都顶不上“民意”：不管说得怎样天花乱坠，难道没有看见那些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吗？三聚奶、黑煤窑、血汗工厂，国有资产流失，0.4% 的人掌握70%的财富……这些难道不都是市场化的恶果吗？而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更是市场不受监管的铁证。

没错，必须承认市场不是完美的，而且会出现问题。因为市场机制就像自然秩序，在允许它自我健康运行时就会变得生机盎然。然而一旦有外来力量不正当地干涉其发挥作用时，它也会和我们的大自然一样显示出“脆弱”的一面。我们目睹的这些“市场失灵”难道真的只是市场问题吗？正是由于财富在社会分流过程中被权力截流才导致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正是因为市场的自发规则遭到过多行政命令的干预才致使企业行为失范。美国金融危机更是表明，非市场力量对经济系统的不当介入，才是市场失序的乱源。如果没有约翰逊总统时代签署的住房保障法案，如果没有民主党长期为“两房”作政治背书，会陷入如此严重的次贷危机吗？政府权力的过当干预使得市场法律监管完全失效，才是此次金融危机深层原因。

市场的不完美根源于人性的不完美。但这又是市场的伟大之处：它集中了那不甚完美的人性的全部力量，以尽可能创造更好的明天。

社会由无数个人的行为构成，而我们的行为选择是依据自身对于外在世界的理解而作出的。这种信息不可能掌握在任何一个权威机构手中，而通过不受干预的价格系统——市场机制的核心，我们能够相互交流沟通这些信息，从而作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决定。

这就是当年经济学大师哈耶克试图阐明的道理，市场的精妙在于它通过价格系统集中了个人分散掌握的知识以帮助我们相互协调个人的行为，从而形成一种能为我们自觉遵循的秩序：自发秩序。而这一个机制的实现依靠的是自由竞争。

与常人的理解不同，市场竞争从来不是指争名夺利。竞争是一个试错过程，是自主的个人通过价格系统反映的信息片段不断尝试获取分散知识从而作出最佳决策的过程。这期间当然会有损失、耗费甚至不幸，但是一个社会的公序良俗正是从这种不断尝试的挫折中产生。

所以越是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我们就越应当信任市场。难道我们宁可相信不受我们控制的权力的干预而不愿信任我们自己的能力？政府的措施也不应是一味保护，而是应该尽可能地恢复市场秩序，让价格系统和自由竞争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因为笼中的金丝雀永远不可能成长。

既然市场的能力在于集中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智慧，那么我们还认为“市场需要监管”吗？是不是应该反过来，“监管市场的机构”本身需要受到市场的监管？让我们再三细想温家宝总理在英国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吧，“一个政府……应该创造机会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

亚当•斯密的智慧

【按：天扬同学前一篇文章实际上是回应我本篇文章的。但是由于这篇文章原初是应《瞭望·东方》之约写的，所以人家没发我就不能发表，现在这周的《瞭望》已经出版了，就把这篇文章贴上，发表的是河蟹通俗版。这里贴原版。另，对天扬同学的回应我想再回应。但是近期忙着备课。争取这周回应一篇，下周再回应一篇。先做预告。】

瞧，那个苏格兰人
这是一位生活平淡无奇的苏格兰人。1723年他生于柯卡尔迪一个文职官员家庭；作为学生和教授，他在格拉斯哥度过了一生中“收获最大、因而也是过得最愉快、最体面”的十余年；作为一位年轻公爵的家庭教师，他陪同出游欧洲大陆；退休以后，他依靠一笔丰厚的年金退隐于柯卡尔迪专心写作；生命中最后的12年他定居于爱丁堡，尽心尽职完成海关专员的工作。

这位苏格兰人让无数专爱探听奇闻趣事的作者失望，因为从他身上几乎挖掘不出任何八卦消息。他一生未婚，没有什么浪漫传奇。和那个时期其他几位英国伟大人物相比，他的生活平稳安定：既没有像配第那样进过监狱，也没有如洛克那样受到迫害逃离祖国，更没有像休谟那样遭受大学的排挤。发生在他身上最“坎坷”的事也许就是在他出生之前几个月父亲就去世了；最“惊险”的事可能也就是在四岁那年被吉普赛人拐走了几小时；而最“不幸”的事或许是在牛津求学的六年，因为那时“牛津大学一大部分教授，简直连表面上装作教师，也不装了”。

唯一能够引起人们兴趣并津津乐道的轶事，也许就是他那著名的独自出神：他把黄油面包当作红茶放进茶壶冲泡，然后抱怨茶太难喝；他穿着睡衣在花园中散步，沉思默想中竟然走到了15英里之外的地方；在签署一份公文的时候，他却写上了身旁同事的名字；当门卫向他行礼的时候，他毫无意识地仔细模仿了行礼动作的每一步骤。

然而这位平凡的苏格兰人，却有着一个不平凡的名字：亚当·斯密。

流芳百世的《国富论》
毫无疑问，无论是从经济学史还是从一般思想史的角度而论，亚当·斯密都是一位伟人。他的名字我们耳熟能详，他的身影出现在每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中，他的观点中闪现着启蒙精神的光辉。他是苏格兰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最著名的形象，那个时代经济学界的艾萨克·牛顿。然而除此之外，对于这位大师的思想，就像他的生活一样，我们似乎就做不出更多的评价了。就连另一位经济学大师哈耶克在教授40余年经济史后仍然说，亚当·斯密特别难讲。

斯密博士的声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那部不朽杰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就是我们通常简称的《国富论》。

从历史意义上而言，这部著作的价值当然不可低估。它自1776年出版时起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二十多年时间里，仅英文版就出了9版。“从大约1790年起，斯密就成了导师，不是初学者或公众的导师，而是专业人员特别是教授们的导师”。到1871年为止，在马尔萨斯、李嘉图和穆勒等后继者的努力下，围绕着对《国富论》一书内容的争论、修正、补充和拓展，形成了以古典经济学为主导的一百年。并且，《国富论》对后世的影响不仅止于经济学界，英国文明史家曾言《国富论》“从其最终结果看，可能是所有见诸文字的图书中最有影响的”，它“比所有政治家和立法者联合起来的能力还要大，尽管历史保存了对后者所作所为的正式记录”。

究竟是何种魔力使得《国富论》具有如此的思想力量呢？依照标准的教科书式解释，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贡献可以概述为：根据自然法、天赋权利和牛顿式的自然秩序这一模式，从劳动分工出发，解释了价值、货币、价格、工资、利润以及利息的生成、资本的性质、经济的发展、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公共财政问题，提出自由放任原理、价值和分配理论以及市场竞争机制。所有这些思想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特征，并构成当代经济学体系的基石。

然而这些贡献在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眼中，都不是斯密所独创，“《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它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符合当时社会的风尚，它鼓吹的只是一些现成的东西。另一位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罗斯巴德则更是极端，“他没有任何原创性的东西，而任何属于他原创的东西又都是错误的”。

这样的评价显然有些过于轻蔑了，如果仅仅作为时代思潮的搜集或者抄袭是绝然不会成就一部划时代巨著的。但是标准教科书所说的也只不过是历史荣耀的光环而已。这些在当年也许称得上创新的思想，对于今天的学生来说，要么已经成为了错误的或者过时的东西，要么就已经变成了一种大众常识而无需再讲述了。难怪经济思想史家布劳格抱怨说如今几乎没有人会将《国富论》从头读到尾。

那么这是否说明，除去历史价值后，亚当·斯密和他的思想对当今世界就不具有任何意义了呢？
当然不是。也许就时髦的经济分析技术而言百年前的斯密确实是落伍了，但是他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现在思考所处的世界依然具有伟大的意义。亚当·斯密对当代的贡献，用哈耶克的版本来解释，即“认识到当个人受抽象的价格信号而不是受直观的需要引导时，他的努力会惠及更多的人，从整体上说也会满足更多的需要，并且利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最好地克服我们对大多数具体事实固有的无知，能够最充分地利用广泛散布在千百万个个人中间的有关具体环境的知识”。
如果换作斯密那简单而著名的喻言，那就是“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恐怕是斯密最具代表性的用语了。不过翻遍现已整理出版的斯密全集，只有三处提及了“看不见的手”。引用率最高的就是《国富论》中那段论述，“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但是这段穿插在为自由贸易辩护中的论述却显得有些模棱两可，以至于对其的解释出现了诸多争论。事实上，要理解斯密在此所言的“看不见的手”的涵义，还是要回到他那本早于《国富论》17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确切的中译名应该是《道德情感论》）。

在这部道德哲学论著中，斯密对“看不见的手”有着更为清晰的表述，尽管富人天性贪婪自私，他们雇佣劳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在此，斯密所言的是通过“看不见的手”财富会从富人手中分流到穷人那里，从而实现社会在经济上的公平。有人说这是不同于《国富论》的“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那里指的是“自利”，而在这里说的是“道德”。

不过我们不要忘了，斯密是在讨论效用所具有的影响时写下上述这段话的。所以两处“看不见的手”所指的都是同一个意思：个人追求自身欲望的满足。这是人类共同的天性；并且在苏格兰启蒙思想中，遵循这一天性，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只是在《道德情操论》中，这种效用的满足具有更深的道德内涵。通过把自利置于一种合宜性体系的考察之中，通过“公正的旁观者”依据同情这一人类所共有的本性作出的仲裁，效用就具备了一种赞同的情感，因而也就具有了道德的性质。

这就是“自发秩序”的道德：每一个人依自利的原则相互交往，促成各种社会规则，而正是由规则的遵从中，产生了道德的规范，约束我们的自利不至沦落为自私与贪婪，损害社会的公正。
因此就像经济学家西尼尔所言，“对财富的追求……对芸芸众生来说，是道德改进最重要的源泉”。利己之心本就蕴含着道德的力量，这是一种比任何道德说教更为强有力的影响，它使得自我施行的社会秩序成为可能，而此时的社会不仅是有效率的且是符合道义的。这就是斯密非凡的智慧。

让我们谨记他在紧接着“看不见的手”之后所作的评论，政治法规只有遵从这种自发的力量才能得到尊重，如果政府中掌权的人“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若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而人类社会必然时刻处在高度的混乱之中”。

政府应当循应民意，这也就是温家宝总理在英国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一个政府不应该怕人民，应该创造机会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

同情是文明社会的基石

这句话是看了温家宝接受《金融时报》专访后想到的。
温家宝说亚当斯密笔下应该有两只看不见的手：一只是市场，另一只是道德。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论述道德来自于我们对他人的幸福和痛苦感同身受的能力，也就是“同情”，或者“同胞感”。
对于什么是好的社会，什么是好的制度，向来存在不一致的理解。但一个文明的社会，首先应当是充满同情的社会。我们对他人的幸福和痛苦的感觉，限定了我们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比如说，把添加三氯氰胺的毒奶粉卖给家长们。田文华，牛根生们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是另外的问题，但道德层面的罪恶是毕生难以洗刷得了。为什么还会为自己感到委屈呢？

在纽约天天挤地铁。高峰时间同样人头攒动。然而无论何时，人们至少能够做到依次排队，做到对年长体弱者的礼让。每次启动前，专门有一个管理员探头张望，确定没有人被挤或发生其他意外。像上海地铁车门挤死人的事，在纽约应该是不太可能发生吧。

对国内的网站，我最大的困惑来自于国人对同胞的冷漠和轻视。那种骨子里的轻蔑，就好比深圳的林局长说“你们算个屁啊”。然而这潜意识绝不是官员的专利。
比如说，中国旅游团的车在美国出了车祸，游客死伤一片。网上很多的人的第一反应是“肯定是公款旅游，死了活该”。中国女留学生被杀害，就揣测她如何为了留美费尽心机不择手段。连前几天在纽约因车祸身亡的那个女孩，会有许多人说，“走运了，在美国被撞死，赔得多”。

如果说，在这些声音中满含着对现实不满的发泄和对异邦的想象，类似下面这种反应就更不懂了。像毒奶粉的受害者之一，一个“结石宝宝”的妈妈蒋女士，因为她坚持自己一直使用“多美滋”而不是三鹿的奶粉，在网上被网友群起攻之。有说欺诈的，有说转移焦点的，有说诉洋品牌赔偿更多的。这一切只在于“多美资”是一个丹麦和中国合作的品牌，并且不在最初赔偿的22家奶粉厂商当中。

这些“第一反应”不是很能说明问题么？如果这些悲剧发生在那些幸灾乐祸的人自己或他们的家人头上，还能把笑话说得这么轻松么？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做到漠视人性，对自己的同胞同族如此冷漠呢？如果我们是一个连基本的人性和同情都不具备的民族，我们又何以去期望一个更好的社会制度呢？

about glorious revolutions

为啥布袋戏不没落？

老是看到许多人说传统剧种如今没落了。天扬同学是京剧迷，对这个他有发言权，所以全听他言。我自己是看任何传统剧种（不论古今中外）都要睡着的人。但是唯独有一个我看着不会睡着，反而现在估摸着至少也看过百八小时的戏，就是布袋戏。

然后再去查查资料，布袋戏在大陆早已没落了，估计许多人连听都没听说过。其实布袋戏就是木偶戏的一种，也就是老早的“傀儡戏”。据说最早流行于闽南地区。不过我在浙江南部也曾看到过，但是不叫“布袋戏”这个名字而已。现在布袋戏最流行地区的是在台湾。“霹雳布袋戏”播出二十年超过1千集，现在仍旧以每周2集的速度在播。收视户达到350万户，还不包括我们这些在大陆下盗版的。台湾年轻拥趸俨然把这个看成了是台湾特色动画片了。

同样是传统剧种，为啥布袋戏就不没落呢？也许在演出技巧上面布袋戏不像京剧昆曲那么复杂，毕竟只要讲究“口白”和“操偶”就可以了。而且一个人就能担一台戏，一人能分饰生、旦、淨、末、丑、獸、雜七角。虽然也是学徒制，而且早年好像只有父传子，但是毕竟不用啥真摔。练功虽然要，但恐怕不用签生死契。

但是，这些就是一个古老剧种能保存下来并且再度流行的原因吗？

对章诒和论京剧完了的一点补充

昨天在一个中文bbs上，偶然看到一个挺生猛的标题：“梅葆玖也叫大师，京剧真的是完了”。
点开那个帖子发现作者是章诒和女士，这就更有拜读的理由了。

章诒和的文字耐读，生动，我素来喜欢，觉着趣味相投。这是篇评论，对中间的观点我也大部分赞成。不过，章老师没有提及一个重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和她谈论的整件事情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一个“戏龄”十五年的“资深”戏迷，我愿把这个问题的答案补充完整。

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京剧正在（或早已）走向没落？答案却错综复杂，见仁见智。今天，京剧表演作为一种舞台艺术的生命力在加速衰减，也几乎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不打算重复章老师文章里的观点，艺术人才的培养机制，延续计划时代的院团体制，行政力的介入和缺乏竞争，等等，均是不争的事实。我的问题是，假如有一天，上述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京剧能不能恢复，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再现昔日的辉煌？

我深表怀疑。简单说，梅葆玖先生的那句话“京剧是角儿的艺术”是至理名言。可是怎么才能出好角儿？从经验上说过去的“科班制”是成功的体制范例。然而科班的实质，可不是一句“口传心授”，或者多演出多实践这么简单。整个旧时代的科班，大而言之京剧这门表演行当的辉煌，是典型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做科或者学徒的苦，远不止是表现在训练内容的严格，而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摧残。一个成了名的马连良后面，得“埋葬”多少张连良李连良？入科班得签生死契，就好比是把性命交付一叶孤舟，顺水漂零。寻常百姓家但凡生计过得去，有几个父母愿意把亲骨肉往戏班子里送？设今天重新出现以“富连成”（富连成绝不算是最严苛的）方式训练学徒的京剧学校，入学之前得签生死状，“打死不论”。然后有百分之一成角的可能，那个家长会肯？

过去的武生泰斗李万春先生，有一出戏是他不碰的。这就是《打金砖》里头的刘秀。为什么呢？因为李先生没有做过科，是他的父亲从小把老师请到家里教的。因为下不了狠手去打，所以，李先生能翻能打但是不擅长“摔”，这大概是他不胜任《打金砖》的原因。“冬皇”孟小冬拜余叔岩，唱腔是没话说，但是也是一样，没有做过科，在舞台上不能摔打。所以她演《四郎探母》在“巡营”被擒那一折就是向前面一跪。今天我们看王佩瑜演全本《四郎探母》，在“巡营”那一场她能结结实实地摔一个“吊毛”，我觉得还是有理由为她喝彩的。虽然老实说，在唱上王佩瑜还是没法和孟小冬相比。

回到主题上来，章老师没有说出来的那个“梦”，旧时代的艺术辉煌的重现，在今天的社会和市场里有没有可能了呢？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可能的，但是像京剧那样的艺术种类，很难很难。这是因为京剧的表演形式和它所达到的那种高度，决定了与之相配套的艺术人才的培养方式的无比严苛。甚至可以说，那种教育方式按照当今文明社会的标准来说，是不人道的，乃至违反人性的残酷。在失去市场和能够宽容它的文化氛围之后，博物馆化和盆景化几乎是京剧唯一的生存之道。所以，不要在意梅葆玖是不是被当成大师，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大师。梅葆玖反复说要把父辈的东西原汁原味地继承下来就好，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几则经济评论

近期几篇关于国内外经济的文章：

陈志武：减税更能刺激民间消费

崔之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只是一个口号

郎咸平：未来和下一代很悲惨

Acemoglu: The Crisis of 2008

关于“简单财政”的一点评论

“四万亿”投资计划里比重最大的一块，是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电网等。我看到的批评是担心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我个人的观点则是：由国家引导继续扩大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但是目前筹资的方式可能很有问题。
简单地说，从目前披露的极其有限的信息来看，以京沪高铁为例，这些投资的出资主体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未来融资的主要部分也将由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所垄断。
我认为，未来铁路建设的融资渠道，不仅应该像京沪高铁股份公司董事长蔡庆华在2008年4月19日说的那样“不反对海外资金和民间资本投入该项目”，而是应该大力开放和全面引进民间及海外金融资本的投资。如果机遇适当，这可能会成为民间金融业崛起的良好契机。法国在第二帝国期间，为了实现全面工业化的目标而大造铁路，结果直接促进了本国金融业的兴起。像Credit Mobilier和Rothschild家族等金融巨头盛极一时，直到一战结束法国的金融资本仍然是全球首屈一指。
想不出政府有什么理由，不敢放手交给民间资本去做呢？是怕由此一来，减少可得的租金份额吗？把对铁路的投资权拆分若干份，政府可以拍卖这些投资权坐收红利，而不用自己投入一分。结余下来的资金，或用于重建医保体系，或充实社保，或投资教育科研，或者干脆：对穷困之家一人一份从政府的帐户上发到人们的口袋。大多数庸众所求的，为温饱两个字而已。若温饱无忧，何来重庆，甘肃的哥歇业，广州司机饮茶，而身居广厦之间的一众公仆又何须终日惴惴不安，为了一个“和谐”精疲力尽？

我的新年希望

好像是Yourcenar说过，时间是永恒的魔法师。
时间悄然改变着世事，不向任何人的观念或想象妥协。不知不觉当中，原先无法想象或极为遥远的“未来”，已经变成了历史。奥巴马终于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美国总统，以借贷信用为支撑的美国式繁荣终于走向了新一轮谷底，以色列终于以刺刀见红的方式宣告了布什政府8年来中东政策的彻底失败。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2008是更加不寻常的一年。这不仅是为了海峡两岸再度迎来历史性的和解的契机，或者盛夏北京那场“无与伦比”的奥运。我想，很多年后，2008留在人们记忆当中的，除了盛世焰火外，更多的怕是大雪，物价，失业，毒奶粉，以及无数家庭分崩离析的悲惨画面。
然而荣耀和苦难，都是一个民族共同的事情。手书在北川中学教室黑板上的“多难兴邦”，无论如何，不该成为自认为有教养的知识分子的嘲笑对象。我们首先应该问，我为改善所有这一切做了什么？我是否善尽了职守和个人责任？我能够为继续改善身边这一切付出哪些切实的努力？仅有一部美国式的宪法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价值失范，是非不明的共同体，不会有能力阻止恶行的泛滥，不论这个共同体的政治理念上是套着美国式的还是法国式的光环。
2009值得希冀的事情很多。套用《边城》结尾的话来说，它们可能遥遥无期，也可能就在明天。不算是心愿，就当是简单纯朴的希望吧（私人的希望在此）。
1， 希望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复苏方案初见成效，美国经济下滑的势头得到遏制。
2， 希望全球范围内的打击恐怖主义获得更大的成效。
3， 希望中国的房价和油价稳步下降。
4， 希望中国的四万亿能投在造福国民的事业上，在最贫穷的地区造出一批现代化的公路和铁路，让更多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得到喘息的机会。
5， 希望正在审理中的“毒奶粉”案件得到彻查，为公众还原一个完整的真相。
6， 希望主政者能够更灵活地理解表达和暴力之间的区别，不再把签名视作炸弹：无论这签名是为了新的宪章，还是为了赦免一个凶犯。
7， 没有了（想到的还很多，一些不适合写在这里，另一些无法三言两语说清楚）。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变得更聪明，更能干，更理性，更务实，更宽容，更讲道理和更有修养，包括我自己在内。

宏观经济措施应当“经常简易”

【前些日子花费了很久时间写了一篇宏观经济政策的文章，这种话题一向不是我所擅长的题材，语言风格上很难把握。文章发给了媒体，还未刊发，因此本来不愿在此贴出。但是既然天扬提到了这个问题，正好和我所写的相关，不如就贴出来。但请勿转载。当然，我在文中并没有过分强调贫富差距问题，不过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直接和宏观收入分配结构有关——注意，这里要区分两个不同意义上的“收入分配”概念。】

【天扬认识到一个问题：减税与缩减贫富差距不相容。但是反过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一个政府在收入急速增加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急剧扩大，绝对表明宏观经济结构存在严重问题？实际上让我们把思考简单些，对于天扬提出的两大批评——贫富差距和税负过重，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不能简单依靠减税这一种措施，这一点我想大多数人都是会同意的。】

2008年中国经济跌宕起伏之势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如果说当前全球严峻的经济形势向世界各国提出了一系列全新挑战的话，那么我们要面对的境况远远要比其他国家困难得多。因为除了要处理全球经济放缓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直接冲击之外，更要应对这十数年来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而在中国经济体内部所积结下来的种种难题。真可谓淤疾未清，外患不断。

站在岁末，如果我们回顾这一年的经济数据，特别是审视一年来宏观经济措施“乾坤大挪移”，恐怕只有布朗肖的话能够概括：“它意味着确定性失去了意义，成为不确定性。我们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不能把握自己……”

在这样的不确定情势下，除了对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应有的一些共识外，任何对2009年经济形势过多的预测皆是枉然。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应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的困境。对此，欧元之父蒙代尔建议说发放1万亿元人民币的购物券。这一看似孩子气的建议实际上符合一个经济学直觉：在长期内修建十数条空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与直接发放购物券供普通民众强制消费相比，哪项措施更能够在短期内拉动需求？

当然，或许从施行角度上讲大范围发放“红包”会存在问题，但是不容否认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导方向。8、9月之间，决策层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上半年紧缩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一下子转而推出巨额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1月份中央更是提出高达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各地方政府又层层加码，以至24个省市刺激经济的计划投资总量高达18万亿，这差不多相当于2007年GDP总量的四分之三！

其他姑且不问，这剂重药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拉动内需，仍然让人疑惑。依照时下流行的观点，这一典型的凯恩斯式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带来政府支出乘数效应，刺激国民经济增长，更不用说对于市场信心的积极作用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忽视凯恩斯乘数最简单的道理：如果现在有4万亿存量资金摆在面前，那么毫无疑问，把这4万亿砸下去，带来的乘数效应理论上能解决一切问题。

然而我们所有的仅仅是4万亿的“计划”而已，是到2010年为止的预算投资总规模。那么所谓的凯恩斯支出乘数效应，实际上在于在2009年能有多少预算赤字，其它再多的预算投资都是虚的。因为如果我们要先收钱再花钱，这就不是一个支出乘数问题，而是一个平衡预算乘数，这样对于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远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乐观。现在有消息透露说明年财政赤字将达到5000亿元，那么短期内对拉动中国内需产生切实影响的，只是这5000亿而已。

不过话又说回来，单单想要依靠政府支出唱独角戏来增加经济增长动力显然不够。仍旧依照宏观经济的基本原理，所谓“内需”有三个要素：消费需求、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要拉动内需，无疑也从三方面都有所动作。但就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基本情况而言，无论是消费需求还是企业投资，都与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密不可分。

首先看企业投资。2008年上半年，中国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了41.5%。面临税负增加、人民币升值、货币政策从紧、资金链短缺再加上劳动成本增加，身负五座大山的中国企业处境维艰。自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企业家信心指数的迅速下跌。企业家信心指数是衡量企业投资欲望的指标，而就目前看来，企业投资动力近乎为零。要拉动企业投资这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须依赖中央财政措施。然而如果按现在发改委的意向将资金投向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等9大“支柱产业”，这实际上是政府在替企业花钱，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继续增加产能，并未对企业减负带来任何好处。真正的减负在于减税，而目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企业税减负1200亿，只是杯水车薪。可以预期这对企业家信心指数的提升收效甚微，更不用说启动企业投资了。

其次再来看家庭需求。可以这么认为，中国家庭需求积累下来的问题构成了我国目前经济困境的关键。长久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持续疲软，仅03年到07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就下降了19.4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更是低41个百分点，现在的消费率甚至低于“大跃进”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而与此同时，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在中国经济体内部出现了自1998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增长只能通过外贸依存度畸高的出口来维持。所以如果政府还不能够提振消费需求，在国内生产能力过剩而世界经济又濒临衰颓从而中国产品出口增长将进一步下滑的情况下，任何启动内需的政策都终将落空。

而要刺激家庭需求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要让百姓敢花钱。而要让百姓敢花钱最重要的就是“民生”二字。为此中央对于4万亿的使用也定下了调：关注民生。但是看一看发改委解释的4万亿投资构成，不由让我们怀疑什么才叫“民生”。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大的“民生”就是医疗、教育和社保。如果一个平常老百姓不用害怕有病看不起，不用害怕子女没钱进好学校，不用害怕失业、退休没人管，那他还要在银行存那么多钱干嘛？如果教育、医保、社保不到位，百姓即便是有钱也不敢花，这就是我们这些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却成为全球最低的症结所在。然而再看看我们的4万亿投资构成，最重要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却仅占1%。相比每年“三公”（公车消费、公款招待、公费出国）消费9000亿元，如此之低的医疗、教育投入，如何才能让百姓花钱无后顾之忧，如何才能提升家庭消费？

最后，与上述两方面构成强烈对比的是政府收入的急剧增长。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估计，2007年“第一财政”、“第二财政”加在一起实际收入就高达9万亿，再加上2万多亿的国债，政府实际控制了GDP总量的45%。我们知道，劳动收入、企业利润和政府收入三者构成了国民收入。当政府占据了国民收入如此大的一块份额之后，家庭、企业还能剩下多少需求欲望？想要依靠中央计划投资的1. 18万亿来刺激民间投资，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归根结底，我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就在于家庭、企业的需求动力由于政府收入占比过高而被挤压殆尽，造成生产能力大规模过剩情况下的内需严重不足。知道了这一点，唯一的应对之策就是“富民”：大规模减税，投巨资完善医疗、教育与社保，最终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另外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必须稳定宏观经济措施，在现在的情势下，政策措施过度频繁改弦易辙是对民众信心的最大杀手。因此，“藏富于民”也好，“不与民争利”也好，简单来说就是当年欧阳修所谓“经常简易”四字。“经常”即政策有所持循，无变易之烦，以稳固人心，提升预期；“简易”，即“易以施为而无纷乱之扰”。也许，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2009年，简单财政才是最美妙的。

收入分配与税收

我们经常在两件事上批评政府，一是税负过高，二是（某些政策导致）贫富差距过大。

单独审视，这两种批评都有其道理。但如果放在一起来看，必须考虑到单独改变一项政策带来的成本变化。

我想到的问题是，没有一种经济理论支持减税可以促进贫富差距缩小，给定一个经济系统的效率损失足够小的话。如果我们认为这两件事情都很重要，二者的trade off是必须考虑的。

当然，也可以考虑另外一种情形，就是税收的80%都浪费掉了，而没有用于再分配或公共产品投资。

右边的图，蓝线是从1967年到1998年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的平均收入和最贫穷的10%家庭的收入之比。这个比例在1967年是9.22，在1998年是10.44。

红线是联邦政府所得税的上限，1967年的值是70%，1998年是39.6%。当然在小布什任内通过了减税，现在的上限是35%。

多余的话

前一个帖子里的新闻谈到媒体和网络舆论等问题，一个对象是年轻一代。有道是后生可畏，我们很难猜透今天的二十岁左右的大学生的想法。不过假如给我讲台和听众，以下可能是我想对他们说的：


1， 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学习和交流的方式。无论是在信息渠道的通畅，信息来源的多元，还是在自我的言论表达方面，比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你们拥有更多更广泛的自由。

2， 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奥运火炬事件，拉萨骚乱等）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应该是你们的权利。幸运的，你们现在可以行使这些权利。

3， 但，应该拥有这些权利的理由，并不是你们说了或做了正确的事情（尽管它们可能是对的），而是出于言论自由的宪法原则。

4， 言论自由是文明社会的主流价值，然而言论自由本身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人类社会历经200余年的斗争，才把言论自由从少数人的特权转变成适用于个人的宪法原则。而在中国，这个原则的落实还有更长的路程要走。

5， 如你们所见，在今天的中国，言论自由的原则不是彻底落实的。当仍然有人可能因言获罪时，你们的言论不可能是自由的。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它应该是你们的权利，但现在不是你们的权利；你们现在可以行使这种权利，但却是出于某些其它的理由。

6， 言论自由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哪怕它是一种残缺的，短暂的，不牢固的存在。在我看来，你们对言论自由的最美好的贡献，就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尊重和宽容相对甚至相反的立场。

7， 后者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前者：所谓言论自由的道德原则----我不同意你的立场，但誓死捍卫你的说话的权利。这句话被中国人引进和谈论了很久很久，但不幸的是，在中国人中我没有见到一个活的榜样，曾经或正在实践这个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希望更年轻一代为中国自由的贡献，是从真正地实践这个原则开始。

8， 没有人有权利指责爱国本身，正如没有人有权利指责爱本身。爱国不是道德，更不是义务，它只是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

9， 正如爱不一定需要理由，爱国也不一定需要理由。但就好比说，更懂得生活的人更懂得爱，对祖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更多了解后，你们会发现更多更好的爱或不爱的理由。

10， “五毛党”在中国客观存在，并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下去。你们不是“五毛党”，可能大多数甚至不清楚什么“五毛党”，但这不能说明他们是不存在的。

11， 你们的言论自由和情感的正当性，不会因为国外媒体的误解而打折扣。

12， 不要去要求不存在的媒体公正：没有中立无私的媒体这回事情。当我们无法要求媒体的公正时，至少我们应该珍视媒体的自由。

13， 未来的史书，关于2008年拉萨的骚乱事件，会真实地记载这一种屈辱：对于主权国家无法想法的事情：政府无法有效地保护民众免于暴徒的追杀，全副武装的军警被迫缩在街角被棍棒和石块攻击，而这个国家却因为种种掣肘无法应对暴乱者的挑衅。

这种掣肘不是来自于暴乱本身，而是因为这这个国家存在着的，种种不体面的事情，使他难以得到国际主流舆论的同情。

14，一个强大的国家，应该同时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拒绝那种种不体面事情的国家。爱国的最好方式，是通过个人的微薄力量，让那些不体面的事减少一些。

为啥又是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遭抵制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凡是遇到打到美帝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地捎带上可口可乐。当年我们的国产非常可乐，不就靠这个发了一票嘛。谁让人家贴上了“美帝”的标签了呢？

不过这次可能又稍稍有些不同。首先声明，我对抵制活动不发表任何看法，完完全全持某位同学特别强调的“中立”立场。但另一方面，我本人不可能抵制可口可乐，因为一来我是个可乐迷，每天不喝不行，二来我不喜欢百事，国产就更不用提了，所以只能喝可口可乐。另外要说的一点就是，对于可口可乐昨天的回应态度，不得不说是一次大大的公关失败。大学生的调查报告我也见多了，哪能指望像检测报告那样。但是就算如此有气也得忍着，一来因为你是家大公司，二来你必须承认人家学生做这样的报告的诚恳态度。

啰嗦了半天，得说说我想说的话了。我想说的就是：为啥是可口可乐？这是一个非常价值中立的问题，不牵涉任何其他潜台词。把这个问题扩展开来，就是三个小问题。

一、为啥总是外企？

也许是由于我的思想不端正，一看到这个新闻我就和“外企”两个字挂钩。不过这也怨不得我，如今“血汗工厂”这四个字似乎就是外企的代名词。外企用工存在问题这一点不容置疑。出于利润考虑，哪家外企到国内来开厂不希望能多压低点成本，如果用工成本和国外一样高，那不如关厂得了，这个就叫“比较优势”。所以说外企用工违反劳动法，我绝对相信。但是话说回来，为啥“血汗工厂”就该和外企划上等号，为啥我们调查苹果、戴尔、GE，就是没人说我们的国企、民企也有血汗工厂？据说我们的大学生学的是香港同胞的经验，但人家调查的是港企。据我个人经验所知，国内那些山寨厂，剥削农民工远远厉害得多，“劳动法”三个字，根本就提都不用提，为啥我们就不抵制“山寨”呢？因为他们是“草根”？至于国企就更不用说了。有谁敢说我们那些堂堂国企绝对遵纪守法的就站出来。谁都知道劳工问题在国内的严重性，为啥我们总是咬着外企不松口？

二、为啥选这个时候？

在学校的都知道，一般大学生调查总是选暑期，这次也不应例外。我们的“大学生关注可口可乐小组”调查也是7、8月。那按照学校的工作程序，开学时暑期实践报告要上交的。为啥突然过了3个月，一夜之间这报告在网上漫天飞呢？据我所知，类似的调查报告不会只有这样一份。我曾经看过一份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也非常好，也同样都是一群大学生暑期调查做的，为啥就不能在网上漫天飞呢？12月14号这篇报告是特别提交某网站的，这在我们支离破碎的新闻报道里面也透露出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或者换个角度想，如果现在网上贴一篇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会有获得如此的新闻戏剧性效果吗？选择这个时间是偶然？如果我是关注汇源并购案的人士，那么我肯定不会这么想。因为不论这件事结果如何，毫无疑问都会成为并购案的一块砝码。

三、为啥媒体都这么报道？

我对其他都没什么意见，错了的就是错了，对的就是对的，该改的就该改。唯一最让人反感的就是我们的媒体。看看铺天盖地的新闻，我们的媒体都在说些啥。（当然包括那些以“真实”为生命的、可敬的、非义务劳动的、擅长灌水的“网络评论员”的不辞辛劳地发帖赚年终奖）

说可口可乐违法，那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有理有据的违法事实陈述，然而所有新闻、消息，这方面的内容不外乎就是一条：　派遣工是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劳务派遣公司的员工。在法律上，劳务派遣公司属于用人单位，可口可乐装瓶厂属于用工单位。《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报告指出，按照上述条款，调查的上述5家可口可乐装瓶厂都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5家装瓶厂都大量、长时间使用派遣工，有些厂的派遣工数量甚至占到生产工人的90%以上。

没了。

相反，我们的媒体却更关心那些参与调查的大学生（好像出面的迄今就那一个人）。谁让“大学生”三个字现在成为了新闻报道的弱势群体呢，譬如“XX女生被强奸杀害”、“XX学生找工作被拐卖”。于是乎，我们所有的目光都被引导向那些学生调查如何地不易，住10块钱的小旅馆，每天短信报平安。与之相对应的，自然是可口可乐仗势凌人的背景色。那么我们的媒体究竟想说什么？那些调查报告初衷所关怀的“派遣工”，他们在我们的抵制故事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花瓶？

我想说的说完了。总而言之，我这次非常想“中立”地了解这整个事件究竟想要说什么？我们究竟是在为了贫苦民众利益而奔走呼喊呢（就这方面而言，我相信那几位大学生做这类调查的初衷），还是在为着其他的目的？

我不是一个阴谋论者，但是由于周围发生过、正在发生以及将要发生如此多的“阴谋论”，使我不禁对某些人、某些媒体的某些言论表示极度的怀疑。如果要我相信这一切完全是为了我们可敬可爱的派遣工利益考虑，有头脑的人都应该知道答案是什么。

五猫党的故事

【转帖几个新闻，暂时不想做任何评论。平时虽然常把这些新闻当作玩笑。但要认真对待起来，发现真是耗费我大量脑细胞的事。究竟什么叫“民意”，究竟谁在曲解民意，为什么现在国内一提民意就用“网友”两个字来代表？不想多说什么，单单把这三则新闻摆在一块，就够有喜剧效果了。如果天扬同学想评论的话，大可以论证一番】

【新闻一】
西方媒体曲解中国民意引发网民抨击

西方媒体看不懂中国民意

　　美国媒体曾对中国网民抨击西方媒体不公正报道的言论大惑不解：“我们究竟是否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快来看，瑞士有媒体说我们抨击萨科齐见达赖是收了政府的5分钱。”12月12日晚，就读人民大学传媒经济学的陈姓同学招呼室友到她电脑前，“5分钱能做什么呀。”陈同学对这条新闻很“无语”：“西方媒体编都不会编。”

　　让陈同学和她的室友啼笑皆非的新闻源自瑞士报纸《20分钟》12月10日的一篇报道。这篇题为《中国网民收费批评萨科齐》的文章引用法国一份经济类报纸的说法，称“网上每条针对萨科齐的批评可以赚得5分钱人民币，相当于1分瑞士法郎”。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西方媒体长期以来还是搞不懂中国民意。”《文汇报》驻法国记者郑若麟评价道。

曲解民意引发网民抨击

　　按瑞士媒体的说法，“萨科齐与达赖喇嘛会晤之后，中国人的反应可谓恶毒。然而，所有这些批评应当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一些中国人可能因诋毁法国总统而收费。”

　　“瑞士人能不能告诉我，这5分钱我找谁拿去？”陈同学认为指责网友收钱的言论非常荒唐可笑，“再说了，这5分钱可以买什么？现在连一个肉包还要5毛钱呢。”令她还感到气愤的是，原本中国网民的自由表达，却被硬生生地套上了“政府操纵”的高帽，“分明又是在拿中国的民主说事”。

　　网友“鱼儿游”对陈同学的看法表示赞同，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自己学习新闻学，据他了解，“不少西方媒体报道新闻时根本不重视调查研究，只是想当然地撰文而已。”

　　因此，包括“鱼儿游”在内的大多数网民都把这则“新闻”当作笑话来看。

政治偏见根深蒂固

　　曾在德国电视二台实习的刘宇(化名)向《国际先驱导报》描述了他的工作经历：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那么他和他的同事就会受到高层的压力。“在德国人看来，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而美国是一个强权国家，只有他们自己既不专制，又不强权，是制度最好的国家。”刘宇说。

　　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观引导下，西方媒体一次次把中国民众自发的民意表达归结为“自上而下”的宣传结果。

　　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众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游行，还是今年5月民众自发抵制家乐福的行为，翻开西方媒体的报道，“民意受到操纵”6个字清晰可见。美国《华尔街日报》还曾对中国网民抨击西方媒体不公正报道的言论大惑不解：“我们究竟是否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

　　“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

　　传播学者张志华把西方媒体“看不懂”中国民意的原因归结为三种。“一是价值观和视角不同。西方媒体就认为‘民主’应该是他们那样的，所以容易曲解中国的民意表达；二是西方媒体大多标榜客观公正，事实上是为不同的政治利益群体服务，这时就有蓄意的‘看不懂’成份在里面；三是由于当地民众对中国的不了解，西方媒体希望能做出符合民众心理预期的新闻，这时便经常不懂装懂，随意捏造事实。”

　　在郑若麟看来，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出现，都是需要“更正和与之辩论的”，因为“西方民众容易受到媒体的影响”。他最近又受邀到法国电视1台和3台，就“萨科齐该不该见达赖”参与辩论。“法国预算部长和我辩论时说他们有权见，但是并不想损害和中国的关系，他们不理解中国为何如此强烈。”郑若麟说，“可见，我们还需要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让西方民众真正了解中国的民意。


【新闻二】

近年来，涉警负面报道在新闻、网络媒体屡见不鲜，不仅降低了公众对警察的信任度，还给公安机关带来巨大的形象危机。为了有效避免涉警负面报道的出现，焦作市公安局建立涉警“舆情”研判应急处置机制，有效解决了困扰公安工作发展的“瓶颈”问题。

2007年8月10日上午，焦作一网民因不服交警部门的处罚，在某网站论坛上发布了恶意诋毁民警的帖子，许多不明真相的网民跟贴发表评论，直接影响了警方的形象和声誉。该贴发布10分钟后，被焦作市公安局特邀的网络评论员发现，并及时通报给该局公共关系部。公共关系部立即组织该局120余名网络应对员在该论坛发帖，说明事实真相、以正视听。20分钟后，论坛上支持警方的帖子成为主流，许多网友开始“声讨”发帖人，这次网络应对事件是焦作警方涉警“舆情”研判应急处置的成功案例。

2007年6月，焦作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邀请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新闻媒体以及民警家属等关注、支持公安工作的35人担任该局的网络评论员，并从公安机关内部挑选业务素质高和文字表达能力强的120余名民警，组成焦作市公安局网络应对评论员队伍，及时发现、甄别和上报涉警负面信息，发现后立即通报市局公共关系部，并及时发出正面的声音引导舆论。此外，焦作市公安局还建立新闻发布机制、公安舆情通报机制、媒体内参机制等，避免涉警负面报道见报给整个公安机关造成负面的影响。

【新闻三】

浅谈网络评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2008－11－19
曹新江

真实是网络评论的生命，这是网络评论员必须遵循的第一信条。真实，即与事实相符合，网络评论除了事件、人物、地点、时间、原因等必须准确无误，还必须是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的统一，符合客观实际，准确反映本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网络中也有一些不真实、不可信的评论，有的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增加网站的点击率，随心所欲、妄加评论，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笔者以为，要让真实、可信的声音占领网络评论阵地，网络评论员应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要使网络评论成为刺向腐败势力的"匕首"和 "投枪"，就要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实际，了解广大网民想些什么，需要什么，从群众中找思想、找观点、找事例。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解决改革和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打破思维定势，启发创造性思维，防止出现种种脱离实际的倾向，坚持把实事求是作为调研工作的生命线。

以事实为依据，如实反映本地区、本部门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敢于喜忧兼报，坦荡直言，讲真话、讲实话，不粉饰太平，不掩盖问题。深入细致，多搞专题调查、少搞一般性综合调查，多搞蹲点调查、少搞跑面调查，多搞直接调查、少搞间接调查，不搞"花拳绣腿"，力求反映客观实际，重在解决问题。

贴近中央反腐要求。贴近反腐败斗争实际组织撰写的网评，才能真实、可信，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不要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首先，要加强对党中央关于开展反腐斗争文件精神的学习理解，领会精神实质，进一步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其次，要把中央的精神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群众性网评活动；第三，要在上级纪检监察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网络评论员的创造性、主动性和聪明才智，写出一批群众欢迎、组织满意的反腐倡廉网评来。

同错误言论作斗争。由于互联网的开放特性，各种自由化言论铺天而来。作为网络评论就要有胆量与各种错误言论作斗争，不能对各种腐败现象视而不见，不能对于国于集体有害之事充耳不闻，只要我们多发表正面言论，正确引导，各种错误思想、错误观点、错误倾向，就会失去市场，败下阵来。

理念与现实之间

天扬这个贴害得我又不能直接访问blog，希望只是暂时情况。

关于宪章里面这个问题，没什么好争论的。宪政和三权分立之间分属不同层面，如果真把二者简单划上等号，那不是意味学识狭隘，就是观念狭隘。

我没有天扬那样的敏感性，也许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不是一个热衷的民主进程推动者。在宪章中先言共和，后谈民主，这一点我是赞同的。所以，如果把共和与三权分立之间（我个人而言更希望是五权）划上等号，那是更可接受的一种形式。不过如此一来的话，所言的三权分立，就不是狭义上的一种民主政体了。

对于现实的民主体制历史，天扬比我更有发言权。美国模式是一个“奇迹”，托克维尔两百年之前就说了，所以拉美国家的政治动荡也是可预期的常态。但是08宪章的意义，或许理想精神大于务实精神，也许他们所理解的三权分立、议会制、总统制乃至内阁制，本来就是混淆在一块的。不过，我不相信如果明天召开制宪大会，这303人会直接把这个文本用作我们的宪法草案。如果他们真正相信、并且理解宪章第二部分所提出的理念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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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回应一下关于间谍案。
天扬说的没错，内部政治权威胡没有前任来得大。然而这难道不就是最大的危险吗？一方面持强硬立场，一方面又难以控制这种强硬立场所导向的趋势。所以我不认为未来是一种中道的实用主义，如果照目前的势头的话。
如果是中道的实用主义，你首先要能全盘掌控局势，而不仅仅是捭阖。受控的权力也许是一种威权政体；不受控的权力，唯有上帝知道会导向哪里。

关于“零八宪章”的一个问题

网上发布的由各界人士三百余人签名的“零八宪章”，由于敏感性在媒体上很少讨论。在“主张”部分的第二条是“分权制衡”，内容如下：
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对于宪政宣言我是支持的。但我不太清楚这个宣言的起草人为什么把现代民宪政和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划上等号。吴邦国委员长说，我们未来不走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道路。我们进步的知识分子要走民主的道路，于是说我们需要三权分立的体制。似乎没有人认真问一句三权分立到底什么意思，意味着什么。

在当代成熟的民主政体中，相当数量国家的宪政（如果不是说大多数的话）不是三权分立的体系。“三权分立”这个提法，只有在总统制国家中才有意义。除了美国之外（法国是半总统制），世界上最多的总统制和三权分立的政体存在于拉美。美国是例外的始终采取总统制和严格的三权分立而又运行稳定的国家。多数拉美国家则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政变后，始终在民主和独裁的政体之间动荡不定。

在议会制国家，宪法规定国家主权来自于民选的议会。政府由议会直接授权治理，政府的首脑通常是议会多数党的领袖。在合法的政府任期内，议会的决策是高度可预期的：多数党的党魁通过严格的党纪约束下院的议员。如果政府的动议得不到议会支持，则或者政府下台或者议会解散，何来分立的三权分立一说。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钻一下牛角尖：假设明天是制宪大会，假设这三百多人参加制宪大会。我觉得作为宪政宣言的起草者，有必要知道一个简单的经验事实，在新兴民主国家中，由总统制和“三权分立”导致的宪政危机乃至军事政变，是政治的常态。

不是新冷战

关于间谍案的部分再说两句。

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个失败的决策。可能背后有他更深层的考虑。但不可否认对国家的颜面不好看。处死伍（沃？）维汉很容易让人想起美国1953年以间谍罪处死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夫妇。如果你觉得麦卡锡主义损人不利己，那么最近的间谍案当然也是损人不利己。

五十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是典型的意识形态挂帅压倒了务实的政策。为了反共而反共，其结果是：
1，造成了美国现代民主最黑暗的时代；
2，导致更多的左翼和中间派知识分子同情社会主义阵营。
3，使得核武技术外泄，结果是苏联制造拥有了原子弹。
顺便说一句，钱学森就是千千万万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政府非理性政策的代价，也包括让钱学森（当然是和很多其他人一起）帮助中国造出原子弹。

回到最近的这个案子，中国政府可能另有目的。但让国际社会回忆起冷战不是一个好的预期。我仍然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系统决策中的noise。胡当然有可能比他的前任在某些观点上更hardliner，但另一方面胡在内部的政治权威比前任更小。诸如直接压制flg这种事情，也不像是胡的风格。从长期来看，这个寡头集团的系统决策，仍最有可能趋近一种中道的实用主义。

You are Politically Correct ,I am Politically Incorrect

天扬的分析定位于外交。而我的意思不在于此。

我先要说明一点是：我在评论这次的法国风波时，我绝对没有丝毫意思说这是show off，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也真倒心安理得，抵制不抵制的无所谓。

不过虽然不是在炫耀，但说它是一场show，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场有上万提线木偶表演的show，而背后的目的，不言亦明。

在政治问题上我个人永远是理想主义者，所以我不适合任何务实目的的政治判断。因此如果说“中国外交目前是最好的时刻”，如果把这个“好”字定义在马基雅维利的含义上，逻辑上而言，我不会提任何反对意见，尽管我不会同意。因为这不只是一个外交问题。日本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外交你难道不能说他也是处于一个在当时而言最好的时刻？

一个国家外交的策略和一个国家的整体导向趋势，应当作不同考虑。

我所关注的始终是向内而不是向外。胡的外交也许从表面上看完全是机会主义的，但是他背后顽固的意识形态比前两任深得多。所以我不会低估他的手腕。他的手法从始至终，都有一种统一性，注意到这种隐藏在背后的前后一贯性，而不是表面上看似无章法，这才是我最为关心的。

当前所谓的抵制法国亦是如此。这里，我不同意所谓抵制法货只是一小部分人这种说法。没错，如果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抵制的话，我没有意见。在当下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势态下，任何经济抵制只不过是痴人说梦。如果只是一种自由表达看法的话我更没有意见。

但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目前的抵制心态早就超脱的这种幼稚的想法。我们的野心更大，这是一种“培育”手段，我们已经成功培育了5年，而今年它甚至经受了许多的“考验”。而这种野心如果能够悄无声息地植入我们的国民性之中——对此我愈来愈不会怀疑，那么后续的事情就能好办得多的多。因此，换句话说，按我的逻辑推导下去，如果我们的外交继续“好”下去，以后可能的麻烦会更大。

也许我说的还是不够清楚，但是再说得清楚又能如何呢。

A Politically Incorrect View (maybe correct, depending your position..)

法国货我买不起，也不赞成抵制，不过要是有人抵制我也不反对。西藏问题，没有细致地研究过。很难像“天涯社区”或者“牛博网”上有些人那样理直气壮地长篇大论。老萨同志作为欧盟轮值主席接见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诺奖得主，这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不觉得是挑衅，欧盟内部的事务，萨科奇无法独断。相信我，欧盟议会和法国国内那些反对派的议员绝对比中国的外交部难搞。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我想说的是我的评价一点也不重要。我喜欢或者不喜欢一件事情，这只是十几亿分之一的观点。就算是明天一人一票来决定要不要抵制法国货，对于结果我也没有任何影响。我想从另外的角度，谈谈我们怎么理解这些现象和动向。
先举两种在我看来有问题的逻辑：
逻辑一：
A: 这些年来经济增长得不错，政府作用不小。
B：经济增长是人民勤劳的结果，如果没有政府会增长得更快更好。
A：那么伴随着经济增长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不平等问题，环境问题，特权腐化问题，也是需要全社会共同来承担责任咯。
B：主要问题还是在政府，一切问题归根到底在体制。
逻辑二：
A：张三这个人做尽了坏事，十恶不赦。
B：看样子他一定是个狠角色。
A：不过，其实，张三蠢得要死，什么都不懂。
B：既然他既坏又蠢，大家一定不喜欢他，他马上就要完蛋了。
A：不过，张三仍然很厉害，大家还是惹不起他。

前一种逻辑，是典型的Hoover-Cato Institute逻辑。后一种逻辑是典型的New York Times逻辑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都在于一个consistency：以逻辑二为例，如果一个人真的既坏又蠢，又能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那合乎情理的推论似乎只能是：不是我军无能，实在是XX太狡猾！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试图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常识出发去理解中国政府的行为，无法把推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政府既坏，又蠢，又很强大。
其中必定有某些环节是被我们所忽略的，或者基于我们的情感不愿意承认。
好吧，如果从理性选择的角度说，可以把政府的坏理解为政治家最大化符合自己利益的目标函数，我承认它是坏的。如果它完全失败，我们说他是蠢的。一个蠢坏政府可以做坏很多事情，但是我们都拿它毫无办法，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它是完全失败的。必然有某些过人之处，在这些方面他们是聪明的。
从一种马基雅维里主义的观点，我要说说这届中国政府的高明之处。因为这个话题的关系，谈论的范围主要是外交政策。
我们知道外交政策的难，在于外交事务当中更多地渗透了非理性和更极端的意识形态因素。但是，对于政府来说，外交政策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实现某些方面的利益。所以，在外交上的进退，最终要取得一种观念和实利的平衡，是何其难也。
中国的外交，在历经了毛时代的和西方的对峙，邓时代的韬光养晦，江时代的进退失据，现在处于最好的历史时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胡的高明，为常人所不及。最主要的原因是，胡这个人的身段灵活，务实，敢于做决断。所谓“软得更软，硬得更硬”的表述，和他的前任相比，我以为是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说，胡在外交上几乎是机会主义的。他没有毛那样顽固的意识形态，也没有江那样的表现欲。外人看来似乎这届政府毫无章法和理念，其实对于他自己的目标，对于政策天平上的轻重缓急，胡比谁都明白。
胡上任之初一度显示出对朝鲜的亲近，为人多所诟病。等到朝核谈判陷入僵局，“六方谈判”和中国的斡旋越来越成为举足轻重的因素时，才显示出胡在地缘政治战略上的远见。在非洲，美国由于克林顿政府在索马里的失败政策的后遗症而大幅地远离非洲，而中国相机而动进入苏丹，开展以经济资源开发为主的战略合作。当布什政府因为全球反恐战争几乎遗忘了拉美这个后院垃圾场时，中国的国有企业已在无声无息地占领了拉美。
胡在外交上的最近的得意之作，要数在2008年台湾政权更迭前后的一系列动作。从07年直到320的大选投票日，任民进党在对岸使尽手段，中国政府仿佛继承了国民党在蒋公时期的“三不”政策，俨然“八风不动”。当马英九为了选举大骂温相“自大愚蠢”，并公开宣示把抵制奥运作为选项之一，海峡这边依然如常。320马英九当选后，由于之前的诸多事端，多方均以为两岸充满变数，对岸竟无人敢于试水。此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布胡会热线内容公布，重提“一中各表，九二共识”，萧万长从而登陆博鳌，两会重启谈判，“三通”直航，历史上最高级别的大陆领导人访台。海峡两岸几十年想往而做不成的事，竟被胡马在几个月之内砍瓜切菜般地做完了。
所以说，可以不喜欢胡，但不要低估胡。他看上去似乎庸碌无为，但当他去做一件事情，背后必有深思熟虑之处。不是发神经，也不完全是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假设胡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可能不清楚，因为我们不是他。
从这个角度来看最近的间谍案和老萨见达赖喇嘛引发的风波，我以为如果说中国政府是因为觉得自己腰板硬了而show off，实在是低估了胡。间谍案的事情，我不具备专业的军事常识，也不了解情况。对于个人当然是悲剧。但就像美国的李文和间谍案一样，个人都是国家的牺牲品。事实是，无论中美之间，或者中欧之间，对于对方手里的牌不说是知根知底，也有个八九不离十。大家手里都握着数目不定的手雷，就看什么时间需要丢出去。而等到真的丢出去，也不是为了期望真把对方炸死，也就是给对方一个信号，我下一步行动的可能战略是什么和我的决心有多大。说到底也就是在未来国际事务的讨价还价中给自己争得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在这个非常时期，未来中美和中欧之间围绕着汇率问题，贸易问题，污染物排放配额问题，能源问题，反恐合作问题，要讨价还价的东西太多了。双方手中都绝对不止一张牌。所以老萨尽管无奈，还是去见达赖。他也清楚中法之间的互相需要，没有一锤子买卖。这场高级别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基本观点就是这样。至于说国内有的要抵制法国货，我的态度还是不支持，但也不反对。我不支持的原因和我不支持最低工资法的理由相似。我不反对的理由是：
1， 提议抵制法国货的是少数；
2， 如果他们是和平（非暴力）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我想不出什么理由反对他们的表达自由的正当性；
3， 补充说明2的是，如果说我们反对抵制，反对的是他们表达的内容，那么对于表达这件事本身，至少有一个支持的理由。所以：
4， 对这些属于少数人的观点的讨厌，和对言论与表达自由的支持二者之间的trade-off，在这件事上我更为倾向于后者。